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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我国应该成立遗产部

admin 2005-11-21 来源:景观中国网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景观设计师,一个曾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主席的裁决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激烈的批判者和城市战士……俞孔坚,就这样以多面的形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景观设计师,一个曾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主席的裁决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激烈的批判者和城市战士……俞孔坚,就这样以多面的形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五千年未有之破坏,中国目前正面临民族身份的丧失,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

  作为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俞孔坚之前学的是园林专业。尽管在美国发展非常顺利,但他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中国大地上设计出园林般的美好人居。1997年,俞孔坚回到北京,几年间,他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好大喜功的城建场面,让他焦虑难耐,痛心不已——

  我曾从100米高空拍下杭州,只见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
  从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来看,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设区。看未来北京和上海CBD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
  高速城市化扩张,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目前正面临一个民族身份丧失的问题,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而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价值所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治疗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能评为世界遗产吗?未来中国应该申报什么样的遗产?是开展遗产“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了!

  从小与山水为伴的俞孔坚,带着母亲放进行囊里的一包村前的泥土,走遍了天涯海角。对自然、对土地那种无法形容的热爱和眷恋,使他坚守“天地-人-神”的和谐与平民化的审美情趣——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把自然遗产理解为风景名胜,可事实上,在评选中,美学标准越来越弱化,一种濒危的物种,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道壮丽的风景,而我们从前忽视的恰恰是对生态、地质演进和生物多样性这三种价值的认识。
  文化遗产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人们更为关注近代和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以及能够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活的文化景观上来。而我们已经拥有的31项遗产里,绝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将相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遗产,只把这些展示给世界,中国给人留下的还是封建帝王国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却不知道在哪里。这是我们对待遗产认识的一种偏差。
  未来中国遗产的申报,应该挖掘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与土地更深层次的关系,完成向平民化的转化,而不是永远让人抬起头来看帝王型的建筑。中国要有活的城市、活的景观、活的遗产,也就必须用“白话文”,这个“白话文”就是寻常景观,它体现的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追求野草的美,白话的美;善待脚下的自然,乡土的自然;珍惜平常的文化,曾经被忽视而将逝去的文化。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重要的遗产廊道,它的价值甚至超过长城,应该将它申报世界遗产。

  2004年7月5日,由国家文物局立项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这个项目的标志内容,俞孔坚带领学生,骑着自行车沿大运河进行考察。这不但是一个重新认识大运河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我们现有遗产的过程——

  目前我们对世界遗产的认识还停留于孤立的点。而事实上,近年来遗产保护运动从对单体文物的保护,已经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城镇和村落景观乃至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出现了“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的概念。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或文化景观,在这些区域或景观中,人和自然共存,长期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这幅作品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美国就有这种“遗产廊道”,而且计划由来已久,它的目标就是达到包括遗产保护、休闲、教育、生态等各种功能在内的多赢效果。
  现在看来,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察研究非常重要。作为中国惟一一条沟通南北的水系,它联系着各个水系、码头和城市,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比长城更有价值:长城像个观赏性盆景,而大运河不仅连缀了各地城市,还有丰富的民俗、饮食等文化的传播;长城是用来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进入而建立的防御性工程,可以说是消极的,而大运河却显示了我们文化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它实际上就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遗产廊道,如果沿这条遗产廊道从南走到北,人们就能够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了解国家两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大运河研究清楚了,也就把中华民族的“身份”搞清楚了。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将它申报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应该由国家直接管理,美国有国家公园管理局,德国有遗产部,我国也应该成立国家遗产部。

  去年在苏州召开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时,作为大会主席章新胜副部长的专家组成员,俞孔坚负责有关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类遗产专业方面的咨询工作,除了向主席介绍各国申报遗产的详细情况,他还要为主席的裁决提供专业意见,这使他对于中国世界遗产的思考,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前段时间因为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我在不少地方都曾经说过,我国的遗产保护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多头管理,利益主体与所有权分离。我们的遗产由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建设部管自然遗产,文物局管文物资源,森林归林业局管,地质公园归地矿部、国土局管,环境归环保局管,国家拥有这块地方,但管理权却下到区、县一级去管理,就容易出现遗产保护的悲剧。
  另外,在遗产申报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的申报还没有完全站在国家的角度去履行国际公约,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大多来自对经济利益的渴求,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即使拥有良好的世界级遗产,却没有能力进行申报。大运河申报的困难,就在于它跨越多个省市,没有牵头人进行地方联合。
  要改变这种情况非常难,必须由国务院牵头,成立国家遗产部,由这个部门进行整体统筹。这样,就可以由国家出面组织大量的专家,出台遗产申报的战略指导,把握遗产价值的高低,自上而下地告诉人们应该申报什么。当清楚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遗产,优先申报什么项目后,国家才能形成关于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更科学、更全面地建立起遗产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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