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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华:生态文明解读

admin 2013-08-27 来源:景观中国网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种表述显然将生态文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列。党中央提出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下一步将可能如何推进呢?
  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模式转型、人民群众期盼、国际责任承担的要求

  绿色发展工作千头万绪,但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绿色会计制度的实施

  发展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是价格政策,最关键的在于定价,而定价又涉及到税费政策

  在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中,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种表述显然将生态文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列。党中央提出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下一步将可能如何推进呢?

  生态文明的背景解读

  十八大指明了我国目前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背景,要对生态文明进行解读,显然应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

  倡导生态文明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发展代价过大是不争事实。人们常说中国发展速度和效率是基于三大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资源环境要素红利,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适宜劳动力人口比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工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引致的全球化放缓,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消费市场造成资源要素、环境原材料价格大规模持续攀升,原先的红利都在快速消失,而消失的过程必然是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过程。虽然本世纪初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已有充分认识,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新要求,把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在具体政策落实上,"十一五"期间通过节能减排,资源综合产出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都得到提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下降,供需矛盾得以缓解,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所提升,但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未根本改观。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压力甚至还在持续加大。

  倡导生态文明是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大部署。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宜居的环境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任何项目一遇到环保质量问题,群众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的现象越来越多,什邡问题、启东问题、宁波PX问题等环境群体性事件不仅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而且对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基本的环境质量已成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李克强同志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十八大报告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主要指的就是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安全食品这些基本的东西。

  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环保责任的压力史无前例提升。这不仅仅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而且体现在诸多环保议题上。早在1992年6月,里约地球峰会形成《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中国很快制定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将全球环境问题聚焦在水资源、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五个方面,而在这五个方面,中国至今都面临巨大且似乎难以克服的挑战。今年6月联合国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特别关注七个领域:就业、能源、城市、粮食、农业、水资源、海洋、灾害。虽然人类不遗余力推进了环境治理,但宏观趋势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使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的执行情况远未达到预期,全球环境危机不仅没有根本扭转,一些新环境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无论面对旧环境问题凸显还是新环境问题增生,中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输入性环境问题,譬如物种入侵、危险废弃物转移、气候变化等负面影响持续显现,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海洋的复合效应也越来越突出,内外交织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仍是未知之解。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那么,我们又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呢?十八大报告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做出整体部署和安排。我仅就"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做出一些解释。

  首先是绿色发展。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两院院士会议上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上进一步指出:"当前,绿色发展正在全球兴起,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创新绿色科技、生产绿色产品、开发绿色能源、倡导绿色消费,不仅有助于减缓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绿色发展可分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环境风险防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四方面。这些工作千头万绪,但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绿色会计制度的实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曾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正式联合开展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至今绿色GDP也没有得到正式实施,其中很关键的一条是绿色会计准则没有制度化。绿色GDP的基础是绿色会计准则,无论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要素定义、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环境税费、世贸绿色仲裁等都涉及绿色会计准则。十八大提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为此,也需要绿色会计制度作为依据。

  其次是循环发展。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我国"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七大报告将"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措施。"十二五"规划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绿色发展重要内容。既然循环经济特征决定了其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从线性到内部循环的转变,保证经济良性、持续发展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便是价格政策。价格政策最关键的在于定价,而定价又涉及税费政策。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指的也是这些。税费政策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而利益调整必然也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因此,政治决心非常重要。

  最后是低碳发展。国际气候博弈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持续深入地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中美俄与欧盟关于航海航空的博弈,说明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上面合纵联盟的政治博弈已经非常复杂化,下个月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也在与日俱增。中国何去何从?十八大再一次给出明确答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中,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设。目前国际社会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核心的一条就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能否成功,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也是取决于可再生能源。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遇到瓶颈,除了外部市场的反倾销和内部市场整合的不利,更重要的在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历史可能最终证明,核心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变革才会最终决定低碳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生态经济学将发挥更大作用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十八大报告将"美丽中国、永续发展"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表明发展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质量;既要照顾当代的发展,还要照顾子孙后代的发展。有人恰当指出:这是山川之美、和谐之美、风尚之美、格局之美的有机统一。我认为,要实现这些伟大目标,不可能靠人为的短期政策努力,而必须靠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譬如:建立和完善职能有机统一、运转协调高效的生态环保综合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环境经济配套政策;抓紧制定实施生态文明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并将之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等等。显然,这些制度改革内容都需要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支撑,怎么改、操作办法是什么、绩效又可能怎么样,生态经济学研究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贡献和智慧,由此,我认为,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要进一步提升,生态经济学将能够而且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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