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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我怀念没有设计师的地方

admin 2013-03-22 来源:景观中国网
  当追求特色和个性的领导、设计师们挖空心思,竭尽屋顶、立面、广场和马路之能事,争创“世界第一”时,我们不禁要问:城市究竟在为谁设计?

俞孔坚设计的广东中山岐江公园

  
  当追求特色和个性的领导、设计师们挖空心思,竭尽屋顶、立面、广场和马路之能事,争创“世界第一”时,我们不禁要问:城市究竟在为谁设计? 
 
  “没有设计的公共场所,是充满诗意、人性和故事的。” 
 
  在我们的回忆中,这样的场所存在于云南哈尼族村头大树下的磨秋场,青年人在树荫洒下的月光里诉说着衷肠;这样的场所在青藏高原的交叉路旁,藏族老人们围着比村庄更古老的玛尼堆,手摇经轮祈祷着平安幸福;这样的场所出现在江南水乡的石埠头上,孩子们缠着白发老者,聆听关于河流的动人故事。 
 
  在俞孔坚的眼中,这些没有设计师的场所却充满着含义:它们是人与人交流、寄托希望并以其为归属的地方。 
 
  “有了设计以后,我们却发现设计师很少在为‘人’而设计。”尽管以设计为目的的公共场所富有创造,为“神明”而做的建筑十分恢弘,为世俗君主权威设计的城市空间无比气派,然而这些在俞孔坚看来,它们离普通人的生活是遥远的。 
 
  回望我们的城市设计,它构成了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工作、居住、休闲和娱乐,而人也被解剖为一个个独立功能的零件,构成了作为机器的城市本身——为了让汽车在大道上通行无阻,人们选择了在太阳下曝晒和在寒风中等待,“这种尊严感甚至不如一群横渡溪流的鸭子”。 
 
  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和辉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却潜伏着巨大危机,这包括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民族身份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 
 
  面对这样的困境,俞孔坚疾呼:莫要沉醉于眼下“大国崛起”的欢呼、复古之风的熏蒸以及国学热的迷幻。他为我们指出,唯一出路便是“续唱新文化之歌”——这不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重复,也不是“文革”式的精神扫除,而是把尊重和保护乡土与遗产本身作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发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改变那些荒诞不经的“城市化妆”运动。 
 
  “城市景观是人类的欲望和理想在大地上的投影,所以,纵观城市景观的历史,人们在挣脱了旧的枷锁后,又被套上新的枷锁。直到经济时代的来临,我们才看到一点人性化时代的曙光。”俞孔坚话语沉重。 
 
  在俞孔坚的设计理念中,景观的社会关怀应体现在如何使景观实现“天地—人—神”的和谐与统一——“我们怀念那些没有设计师的地方,那是浪漫、自由而充满诗意的,是艰辛、朴素而可歌可泣的,刻入人的生命与记忆。” 
 
  这正如我们常见的“公园”,它的源头最早便是社区的公共交流场所,如宗庙前的草地与广场。 
 
  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财富拥有者、不同权力拥有者和不同生理、心理能力特点的人,无论大人或小孩、男人和女人、残疾与健全,都将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拥有不可剥夺的使用权,在这里共享大地与天空。在这里,人与人得以平等地交流,获得身心再生和教育感化的机会,人性因此得以升华,真善美因此得以发扬,社会因此走向公平、进步与和谐,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便最有可能在公共景观的设计中得以体现。 
 
  “优秀景观设计的灵魂与核心价值,体现的是设计师对芸芸大众的关怀、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未来社会的改良之心上。” 
 
  怎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好的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好的设计师会认识人性,了解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到底需要什么;会阅读大地,感悟自然的纹理、格局和形式;会体验生活,经历地方独特的特色,或政治、或商业、或悠闲;会聆听故事,关怀人文历史,实物或文字。 
 
  “景观设计是为这个社会的每个人,为当代的我们也为未来的他们,为人类,也为其他与我们共享这个唯一地球的所有生命。”——这番话,浓缩了俞孔坚从业30余年的思考,透着一种深刻和宏远。 
 
  “回来吧,诗意的场所;回来吧,人性的空间;回来吧,那有故事的地方。”

  记者手记 
 
                     “土人”印象 
 
  2013年,俞孔坚正式迈入半百之年,但他的骨子里仍透着一种韧劲。 
 
  采访中,他几度离席而去,为记者查阅书籍、打印资料,直到把一个问题讲透彻为止。 
 
  1997年放弃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的职位,俞孔坚将妻子和孩子一同接回中国,却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时间。 
 
  在担任了多年俞孔坚助手的贾女士眼中,这位执著的“土人”除了出差,其余的时间都待在研究院内,颇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遗风。他的家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妻子知道,俞孔坚并非不关心家庭,只是“爱”的方式与常人不同罢了。 
 
  在那个高考尚未恢复的年代,俞孔坚每天遥望着村外那片风水林,将所有情感寄托在这片他爱得深沉的土地上。 
 
  面对随之而来的破坏与污染,俞孔坚却没有成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而是通过话语与实例,定义着一个阈值更宽广、更具综合性的行业。 
 
  “这篇报道不要记录太多我的事情,而应该着力于中国的生态安全危机。” 
 
  采访的最后,俞孔坚的要求简单而意味深长。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03-22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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