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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当前工业遗产保存的初期观察:一点批判性反思

admin 2006-05-18 来源:景观中国网
首先,本文针对工业遗产的特殊性提出研究的问题。面对当前工业遗产保存在台湾的处境,就经济全球化所加速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趋势,市民社会浮现而表现出对工业遗产保存的高度期望等脉络,本文审视国家的保存政策,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面临的挑战,它将塑造未来台湾城市的空间形式。最后,作者提出理论反思,试与世界其他地方工业遗产保存经验所再现的,全球化下正在改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与对话。这经常是工业遗产保存得以执行的关键。

一、 前言

  首先,本文针对工业遗产(industry heritage, industry’s heritage, industrial heritage)的特殊性提出研究的问题。由于1990年代以后,一种市民社会在台湾逐渐浮现,它的社会活力是东亚新兴工业体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最令人注意的特色,那么,在当前全球经济穿透的时势下,动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关系着工业遗产的政策形成与执行,就是本文分析工业遗产保存的发问角度。于是,本文称为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假说也正是:工业遗产的保存政策与执行是充满冲突的过程,涉及全球化下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动态关系。然后,面对当前工业遗产保存在台湾的处境,就经济全球化所加速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趋势、市民社会浮现而表现出对工业遗产保存的高度期望等脉络,本文审视国家的保存政策,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面临的挑战,它们的过程与结局将塑造未来台湾城市的空间形式。最后,作者提出理论反思,试与世界其它地方工业遗产保存经验所再现的,过去的,以及在当前全球化下正在改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与对话。这是工业遗产保存得以执行的关键。

  2004年7月,在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中,瑞典荷兰郡的瓦堡电台(Varberg Radio Station, County of Holland, Sweden)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南瑞典格林米屯(Grimeton)的瓦堡电台建造于1922-1924年,异常卓越地良好保存了早期的跨大西洋无线电通信系统。基地由发射台设备组成,包括了六个127米高的钢架电塔的天线系统。虽然已不再经常使用,但是设备却仍然维修良好,保持在操作状态。
  瓦堡电台这个个案凸显了当前世界的遗产保存工作的前沿(cutting edge),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或者更广意义地说,产业遗产, 是日益重要的保存对象。过去,遗产保存的对象,没有明言地,大多是20世纪以前的文物。 在21世纪的信息化社会,终于,工业遗产,成为必须正面肯定的价值,也丰富了保存的论述(discourse of conservation)。
  对亚洲言,韩国的李惠恩指出,这为产业遗产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工业化的进程里,许多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退出舞台。她举出了盐田、梯田、陶瓷作坊、古道驿站等亚洲产业文化遗产的例子做为值得努力的保存对象。 诚哉斯言,亚洲的农业与手工业确实值得抢救、保存、活化。
  然而,即使就工业遗址,亚洲的特色,特别是做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遗产做为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历史脚注,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面对当前网络社会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迫使的经济再结构的挑战,我们没有回避与怯懦的权利。
  面对廿一世纪全球信息化(信息化)的冲击,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eology),或者说,产业考古学,伴随者工业遗址的保存重要性的提升,在1970-80年后,再度成为显学。工业遗址的保存,尤其是制造业部分,由于牵涉相关经济与财务金融的利益众多、时间更接近而历史诠释的争议性更明显、数量庞大、作业空间占地庞大且往往深处都市中心区、若有些厂房还在运行则牵涉劳工就业的问题、机器折旧、寿命与建筑物相较有其技术维护的特殊性需要克服,如劳工安全问题等等,使得原来就十分棘手的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工作,更增添了复杂性。

二、台湾当前工业遗产保存的特殊形势:老烟囱下的新花园?

  以下四点原因结构了台湾当前工业遗产保存的特殊形势,迫使政府的保存政策必须面对挑战:

  1. 全球信息化过程深化工业化的普遍趋势

  面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挑战,原有的工业结构面临升级的压力,这是早已纳入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台湾经济难以避免的出路。于是,原有的制造业工厂获利率下降,必须面临技术升级的产业转型压力。于是,工业遗产的保存成为历史的新任务。

  2. 殖民现代性的历史与国营企业私营化趋势:国家角色转化的台湾特殊性

  台湾特殊的殖民历史,日本殖民时期留下为1945年国府所接收,成为今日庞大的国营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亚太地区,台湾拥有最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直到1970年代晚期,约占国内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在1990年代后,由于前述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这些国营企业面临民营化(其实是私营化,privatization)政策的过程,引起劳资关系的紧张,这趋势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尤其加速进行。这些国营企业的私营化使得原有的庞大土地、厂房、房舍面临公司的产权移转的过程,工业遗产的保存骤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政策难题。

  3. 制造业外移大陆的越界分工趋势

  1980年代,华南地区外销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台湾的制造业,创立子公司,建立外包厂商,与得到地方与区域政府的支持,充分发挥了文化亲近性,建立起越界的生产网络。 到了1990年代,电子业也经由越界的生产网络,在北加州湾区—硅谷(硅谷)、台北—新竹、珠三角,或是,北加州湾区—硅谷(硅谷)、台北—新竹、长三角之间,建立起全球都会网络(global metropolitan networks)间的连结,都会节点的网络(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与成功的企业网络,更加速了台湾经济的转型动力。 制造业越界分工,经由越界的生产网络(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改变了过去既有的空间模式(spatial patterns),这也就是所谓的都会区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现, 于是,台湾的工业遗产的保存遂成为大势所趋之下必要的文化政策。

  4. 市民社会浮现,保存团体与文史团体对工业遗产的关心

  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台湾的市民社会在1990年代逐渐浮现,古迹保存运动与雨后春笋般的地方文史团体、小区营造团体、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崛起。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对工业遗产的关心,涵盖的范围很广,像铁道文化资产、发电厂、啤酒厂、制烟厂、酿酒厂、糖厂、林场、盐田等等,不一而足。保存,成为留住集体记忆,修复在过去三十年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创伤的大地,造就地景特色,追求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的必要手段。这些团体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为草根社会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关心,给予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保存政策相当程度的压力。

三、政策的回应与执行

  前述的结构与动力,迫使政府在保存政策上有所响应。

  1. 由早期行政院的文化资产委员会到文建会中部办正式成立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后进一步更名为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
  1998年,反应民间保存团体的要求,当时国民党执政的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在行政院成立了文化资产委员会,由副院长任主席,对当时开始推动私营化的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台湾电力公司等的国有资产中有文化资产潜力的厂房与房舍进行清查。到了民进党执政后一年,这个委员会竟被撤销。然而,2002年在文建会,由当时的副主任委员吴密察负责,由原省政府文化处的班底,后来的中部办公室,成立了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除了邀请相关学者专家之外,政府各相关部会,如经济部、国有财产局、国家档案局等,都派员参加。先草拟清查办法、然后要求各国营事业列册清查,将有文化价值的资产一一陈报。后来,因为现实的要求,并不能仅限于国营事业,遂进一步更名为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

  2. 清查:狭义与广义的清查

  由于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经济一直表现不理想,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在2002年,行政院以任务编组方式成立“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要求各国营单位、学校,清理闲置土地与房舍,限期一年内标售。这个措施对有指定成为文化资产潜力的建物产生了重大冲击,被称为是“日式住宅拆除计划”。尤其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市中心长期拥有大量日式房舍的台湾银行、台湾大学等单位,清查、处理与标售土地房舍的压力沉重,也造成不少有指定成为文化资产潜力的房舍被拍卖,拆毁,或是庭院里的老树被砍伐,引起了关心古迹与老树保护的市民团体的抗议,经媒体报导,造成台银、尤其是大学、地方政府古迹主管单位的困扰与压力。 也因此,在前述文建会国营事业文化资产清查小组(也就是后来更名的产业文化资产调查小组)的清点工作中,在2004年9月,又扩大清查单位,列入了台湾银行、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尤其后二者,其实已经不算是狭义的国营事业或是工业遗产了。但是,由于造成破坏的形势紧急,做为主席的新上任文建会副主委吴锦发,也接受将其一并列入清查。至此,这个小组的作业要点与名称都作了修正,广义地称为“产业文化资产”。总而言之,第一阶段要求各机关、机构、学校成立清查小组,各机关、机构、学校的名单增加了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银行、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农委会林务局等合计11个单位。
  文建会对产业文化资产的清查作业中,也委托了在台南的古都基金会办理退辅会在台南县的火药工厂,“龙崎工厂产业文化资产清查计划”,以及,“塑料工厂产业文化资产清查计划”。在这个基础上,文建会在2004年出版了产业文化资产推动工作所亟需的清查作业的工具手册,就基本观念介绍、清查、建档、开拓、工具等部分提供了初步可供依循的工作规范。 

  3. 保存与再利用工作的推动

  上述的清查工作,在原则上与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早在1998年起,各单位担心所拥有的有指定为文化资产潜力的,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厂房、房舍,一旦被指定,将造成业务上的负担与行政执行上的困扰,因此,各单位的清查与申报多虚应故事,或是能拖就拖,执行缓慢。像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等,都曾经表现得不够积极,有些行为甚至可以说是隐下瞒上。究其因,对工业遗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以及,一旦被指定,行政工作上几乎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所以一般国营单位避之唯恐不及。除非,有些遗产,因为其名声,被地方的文史团体发现,经地方媒体报导,没有办法不提出与被指定,例如高雄县的客家庄—美浓镇—竹仔门电厂的保存。
  所以,在文化资产清查阶段就遇到了行政阻力,更遑论日后的保存与再利用过程了。它在在需要经费、专业技术支持,以完成保存的规划、修复设计、发包施工、再利用的经营管理等等,繁重、却需小心谨慎的漫长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文建会推动产业文化资产工作中,竟然得到军方的支持,于是,在国防部的下,办了七场演讲,邀请国防部所属单位(营产、工程、装备)、档案、史政作业等军、士、官及聘雇人员参加,效果颇佳。 也因此,金门的两间已经停用的战地发电厂,长江发电厂与太武发电厂被文建会中部办公室发现,正展开清查、保存与再利用的委托研究。 对金门与马祖这样的地方,战争的历史与战地文化资产的保存,不但关系着地方特色的塑造,它们的再利用更关系着未来地方发展上的出路。它们已经是金门历史与台电历史的一部份了,其中,太武电厂的再利用,有条件获致既强化了地方认同,又以生态旅游结合文化旅游,带动地方发展的效果。
  进一步,就再利用的经营管理部分,更是工业遗产保存工作执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特殊性所在。这些工业遗产再利用时,如何在历史诠释时能保持其历史意义,再利用时的公共可及性与空间的公共化程度、再利用过程的小区参与管道,都是重要的评估指标。尤其,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或者说,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是当前各级政府文化政策的重点,它们被预期将有助于台湾经济转型与技术升级,因此,往往成为工业遗产保存与再利用时的主要规划目标。至少,这些工业遗产基地提供了可贵的空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各计划的执行都还仅止于初期阶段,还不容易预期可能的成果,真是“轻舟未过万重山”, 也就不在此一一列举其活动与推动的计划。这个计划中的华山艺文特区(也就是台北酒厂)、松山烟厂、台中酒厂、嘉义酒厂等等,可谓是政策执行的重点,值得做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4. 保存论述的深化与会议交流的作用

  前述的保存工作需要借取国外的经验,这方面的活动可以举其大要,略加说明其社会作用。首先,像享有盛名的德国鲁尔区(Ruhrgebiet)工业遗址保存与再利用的经验,就一再在保存或是地方发展有关的会议上受到引介。 卡尔‧甘瑟(Karl Ganser)与彼得‧兰兹(Peter Latz)就分别介绍国际建筑展埃姆瑟公园(IBA Emscher Park)的不同个案,包括了杜易斯堡(Duisburg)的景观公园。在不同场合,有学生提出尖锐的质问,如工业遗产保存后劳工的去处何在?等问题。 在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欧,制造业劳工失业与再就业,确实是经济再结构过程中与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必须同时面对的棘手课题。至于对发展中国家,如台湾,更是不能孤立对待工业遗址的保存,不然,劳工就是经济再结构下企业关厂的受害者了。当然,也有鲁尔区的建筑师提醒台湾同行与地方积极份子:先进行社会动员,才能确保未来推动的保存与再利用成果。在卡尔‧甘瑟了解了台湾工业遗产保存现况与问题之后,甚至表示,他愿意与台湾地方上的保存工作者一同北上至总统府前抗议,对国家机器与政策形构施加压力。这可以说是看到了台湾市民社会力量的专业者所提出的建议。
  其次,美国与日本的相关经验,也在民间古迹团体的引介下,被地方的文史团体与保存工作者认识到。譬如说,乐山文教基金会与历史资源经营管理学会支持的建国啤酒厂工会(见后述个案)与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一连三年,举办一系列工业遗址保存与再利用的研讨会,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经验介绍给工会,甚至,还组团赴日本考察,发挥了知识交流的作用。除了邀请台湾本地的专家学者外,像美国学者查理‧李卜士(Charles Liebs)、日本学者西村幸夫(Yukio Nishimura)、中国大陆上海同济大学的学者阮仪三等,都发挥了肯定工业遗产与建国啤酒厂做为活化遗产的意义,提醒建国啤酒厂做为活的工业文化资产的世界性价值,值得交流经验。 我们可以说,国外学者经常会提供技术建议,这是台湾的工业遗产保存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专业资源之一。
  此外,文建会与法国文化部之间良好的关系使得第四届马乐侯(Malraux)法国文化管理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工业遗址的保存与再利用。 法国对工业遗址的理论转变、经营管理制度、法令规章、重要个案,都由资深的专业都市计划师、建筑师、文化传播部建筑暨资产局的专家,像安玛丽‧古赞(Ann-Marie Cousin)、柏纳‧雷汉(Bernard Reichen)、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等加以介绍。他们将法国的一些重要个案,如:巴黎赛那河畔的领航船、巴黎北郊圣都安(Saint Ouen)市府所收购的瓦雷欧(Valeo)汽车厂如何转化为“蜉蝣工厂”策划人克里斯托弗‧帕斯克(Christophe Pasquet)的“人工”协会、加龙河出海口的小村乌贼(Uzeste)、史特拉斯堡的牛奶厂等等,透过影像将其介绍。成功个案的炫目光彩让台北的专业者、古迹保存爱好者、文史工作者开了眼界,也更懂得应该争取获致的目标。总而言之,保存论述的深化与会议交流的作用势将造成前述工业遗产的保存工作执行时,来自社会与专业的更大压力。

  5. 个案分析 

  有代表性,有意义的个案甚多,本文的篇幅无法容纳,他们值得专文一一仔细分析。它们是在前述清查工作展开之前,就因古迹保存团体、文史工作者、媒体、建筑专业工作者等的关心而开始推动保存的先行个案。我们为了分析方便,可以作一点暂时的分类。
  (1). 被指定为文化资产的工业遗产是否仍被使用中?简单地说,是“活”的吗?还是已经腾空的遗产?
除了金门与马祖等战地有计划推动战争或是和平博物晚之外,被指定为文化资产的工业遗产是否仍被使用中,或是说,是“活”的还是已经腾空的遗产,可说是关键指标。最重要的两个活的案例,就是台北市的建国啤酒厂与前文已提过的高雄县美浓镇的竹仔门电厂。其它的工业遗产,大多已经腾空,仅保持建物而已。举例而言,台湾第一座水力发电厂,座落在目前台北县新店市南北势溪交会处双溪口畔的龟山发电所,虽然建于1905年,却在1943年撤废,将机组移往台东大南(今东兴),1950年时原龟山机组老化在台东拆除废弃。至于龟山发电所遗留的建筑物与附近土地,在1968年,台电又将其售予私人,因此今天只能完成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工作。
  前者,是殖民时期所建的台湾第一座啤酒场。建于1919年,原名高砂麦酒株式会社,1945年光复后改名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啤酒公司,1947年改称与改组为第二酒厂,1975年再改称为建国啤酒厂。由于公卖局打算关厂,工会发起反关厂抗争,得到古迹保存团体相助,邀得民意代表、专家学者支持,经媒体报导,在2000年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市定古迹。建国啤酒厂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其建筑物,而在于其生产线的保存,这是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台湾啤酒产业工人的诞生,是看不见的生产关系的建构与再现。他面临的下一步挑战在于如何参考近年国外的地方产业发展与都市再发展经验,如何发挥既有的质量口碑(属德国啤酒中的皮尔森(Pilsener)啤酒,酿造过程中除麦芽、啤酒花外,有20%左右的蓬莱米原料,酒味甘美),做为产业保存与都市休闲相结合的文化产品,并进一步带动厂区周围衰颓老市区都市发展的二春。
  后者,高雄县美浓镇的竹仔门电厂,主体工程于1909年完工发电,属第一代川流式发电厂,也是殖民时期南台湾所兴建的最早发电厂。竹仔门电厂引荖浓溪水,由四条水压钢管连结厂内四部法兰西式水轮机,总容量1950匹马力。厂房为日本殖民时期仿巴洛克式建筑。它的历史价值在于不同于日本或其它各地,机组早已报废,成为静态博物晚的展示品,竹仔门电厂的机组目前仍然保持运转中。目前,经过文建会小组委员与台电间的折冲之后,已同意台电公司在一段距离之外新建电厂,但要求台电公司维持一定专业技术人员,考虑劳工安全,保持机组轮流运转,确保工业遗产的活化状态。 

  (2). 是公营企业?还是私有遗产?
  前者数量众多,如基隆市的北部火力发电厂,台北市的松山烟厂、台北酒场、台糖台北仓库、台北县台阳矿业公司平溪招待所、台南市的青果同业组合香蕉仓库、台南市的安顺盐厂、台南市的台糖试验所、花莲市的花莲港山林事业所等等,不必一一列举。后者,如台北市的士林纸厂。
  两者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再利用时空间公共化的难易。基隆北火,已经纳入海洋生态博物馆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与再利用,关键仅在于负责的专业建筑师与海生馆馆方的落实执行过程了。台北市的松山烟厂,目前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负责,目前的挑战是如何细致地处理已经决定在旁兴建的巨蛋体育场关系,无论是植栽保护、巨大的体育馆与既有的松烟厂房,在建物间的体量关系、日后使用时的动线关系,以及更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引进的方法等等。这些问题在专业技术层次上都是不很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是最关键的弱点还在于,市长急于兴建巨蛋体育场不可的强大欲望已为委托民间兴建与经营的财团所洞悉,市府失去了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协议空间,要获得一个优秀的设计与规划产品,确保市民的公共空间质量,就难上加难了。
  而台北酒厂,在1997年,由一群敏感的艺术家发动的社会运动,得到民意代表的支持,将这块原本要做为立法院新址的酒厂厂房,在当时诡谲的政治氛围中巧妙地转化为华山艺文特区。1999年由负责管理的文建会中部办公室(原省政府文化处)委托经营。 这地方不但面积宽广,而且位于台北市中央政府所在行政区的重要地段,颇有一点1970年代世界有名的丹麦根本哈根市中心的违建小区,克里斯堤雅纳(Christiana)的味道。这个欧洲式的都市违建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公社,自由城市,因提供了假日休闲空间,丰富了都市文化,得到了大多数哥本哈根市民的支持而保存了下来。但是,华山艺文特区虽被艺术家们使用,经营管理终非艺术家们所长,时间一长,也十分吃力,因此政府机关亟欲收回。在2003年,文建会主委陈郁秀手段很婉转地将此区重新界定为“华山创意文化园区”,委由橘园公司经营管理,允许艺术家们使用其中一部份空间,艺术家们虽然不满,但昔日支持抗争的形势不再,也显得无可奈何。但是,到了2004年,新上任的文建会主委陈其南却宣布,打算将指定为历史建筑物的部分,台北酒厂四连栋及米酒作业厂,上面加盖28层高楼,做为文建会办公室与未来文化产业的使用空间,包括了多菜单演中心、行政与资源中心、国际艺术村等,称为“新台湾艺文之星”。“新台湾艺文之星”计划引起了艺术家团体的抗议,团结起已经松散的关系,凝聚起“创意华山促进联盟”的组织,以及,电子网络上的不断质疑。目前,这种对抗还在进行。
  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28层高楼的“新台湾艺文之星”计划破坏了已经被指定的历史建物所要求的空间与历史脉络,在过程与实质内容上实在是个难以自我辩护的粗糙提案,表现出国家的技术官僚能力实在不足,还不如引起争议的香港的西九龙提案远甚。 

  其次,“新文艺之星”计划的内在最大弱点是创意产业的政策形成与执行,这是高难度的政策,可是,现在却还仅是空洞的政见,不知如何以法令与制度形成文化产业的政策?又如何推动执行过程?文化产业的形成与执行成功的关键绝对不在于硬件建设,建筑设计仅仅是筑巢引凤的工具之一罢了。
  最后,要安顿艺术家们期望的创作空间需求并不困难,也很容易与城市的市民对有启发性的文化活动与公共空间需求相互结合,这是规划、设计、经营管理方面可以做到的事,也不需要占有太大的空间,如何建立与艺术家们之间的开放与平等沟通方式可能才是政府官员态度的关键吧。或许,台北酒场虽是公有土地,主其事者太在意于这一块位于市中心的土地可观的交换价值的潜力才是真正的冲突根源,艺术家们不察这个他们所不熟悉的房地产业者与土地资本的价值,艺术家们怀壁其罪。
  值得深思的是文建会的“新文艺之星”计划与“创意华山促进联盟”间的冲突竟然暴露出全球资本主义穿透之下文化创意产业的的根本性质。艺术家团体对华山艺文特区的使用再现的是对都市空间的使用价值,这与全球化下将文化产业化,文化经济化,也就是将文化变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正好站在理论对跖之地(theoretical antipodes),这是对立相反的价值。过去,能深刻感动我们的文化与艺术,正好都不是为了交换价值才得以生产的产品,这是文化的自主性与特殊性所在。当然,在面对全球信息化穿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没有什么文化与艺术不再是商品了。创意产业也不在于追求这种深刻的文化感动价值,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艺术特征。可是,这正是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形成者所需要面对的难处,也不是不可能调和的矛盾。但是,若政策形成者不察,自己成为商品的推手并不是问题,而是如此这般不警觉商品对文化的伤害,文化产业的政策与执行就很难造就有感动力的文化商品,也就很难长久经营文化商品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
  终于,行政院文建会终于委托了外国专家,以美国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盖瑞‧哈克(Gary Hack)为代表的美国宾州大学设计实务基金会宾大实践团队(Penn Praxis),协助推动,值得进一步观察其发展。 因此,台北酒场的保存与华山艺文特区的转化,做为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观察上,有特殊的意义。
  至于台糖台北仓库,被指定的三栋市定古迹,则是得到小区组织的大力支持的产物。艋舺(万华)的大理街小区(主要是糖部里与绿堤里),是经由社会运动而发展出来的、顽强有活力的小区组织,在台北地区已经享有都市动员的盛名,与台北市政府之间也高明地保持友好,却有其自主性的关系。台糖台北仓库位于小区公园里,在产权上仍属于台糖,但市府已应允收购,做为小区会馆或类似的公共空间。市府与台糖间的互动程度,将决定这个古迹再利用的真正成效。但是,大理街小区居民的市民意识与动员组织能力,使这个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过程,深深地扣合着小区的脉动与需要。
  另一方面,台北市的士林纸厂的命运全然不同。士林纸厂为私有企业,而且从头到尾并未完成古迹,或是工业文化资产相关之指定程序。士林纸业公司的士林纸厂,前身为台湾造纸株式会社,建于1918年,是全台湾最早的机械造纸厂。1980年代,新光纺织、士林电机、士林纸厂,还并称为股票市场的士林三宝,产业的表现出色。但是,由于土地炒作的利润高于制造业本业,终于,在1998年,士林纸厂宣布关厂。资方关厂手段粗暴,退休金与资遣费也给得拖泥带水,除了部分员工曾经提告法院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争行动。等到1999年,士纸提出都市计划变更案,进行台北市都委会审议时,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与士纸工会提出了工业遗产的抗争策略,以文化之名,介入了与资方土地开发之战。劳方要求士纸建构士纸博物馆、找回第一台抄纸机、优先聘用旧员工就业等主张。到了2001年4月,都委会决议将老烟囱与董事长室的保存需列入整体开发计划。士纸则答应提供纸业劳工的文化历史空间,并回馈厂区西北侧土地做为公园。但是,2001年11月10日,当都市计划申请变更为商业区的案子已经送内政部之时,士纸却将80年的老烟囱拆除了!
  在2002年,士纸送内政部都委会审议过程中,由于业主表示,受上海新天地计划启发,有意重金聘请设计新天地的美国波士顿建筑师伍德班(Benjamin Wood),规划士纸厂房。在伍德班的构想图里,将士纸转化为引领士林夜市升级的旗舰,在设计策略上,保存清水红砖立面,将原先不太受注意的加工间、铁工间、锅炉间、警卫室都一起保存,声称将80年岁月的士纸重新打造为台北的“永续传奇”。 于是,前段商场采低层,仿士林夜市既有动线,以令人熟悉的购物方式将夜市消费者引入士纸所推出的新商场空间之中。由于该计划对保存与再利用的构想十分出色,没有像台湾一般建商推案,一味追求容积率,都委会的项目小组与委员会都很快地通过了该变更案,虽然,因建蔽率提高过多,要求台北市政府再审查。可以想象,审查案回到市府之后,拆除烟囱的行为使委员十分不满,对工会言,更是伤口上撒盐,而市府劳工局也介入推动劳工历史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及,想将士纸捐地的公园转化为劳动文化公园。结果,在劳工公园的设计与集体记忆,以及进一步的空间诠释上,引发了劳资双方,甚至是各自邀请的设计师之间(劳方邀请实践大学设计系邱咏婷老师的学生参与),劳工局与发展局之间,委员之间的不同观点的冲突。 目前,建筑师的委托服务已被资方终止,据说,资方还在观望市场,当然,也有说法是正在考虑是否撤案,不再寻都市计划变更,退回转往房地产的死角,把这块土地上的建物完全拆除,改走对当前台北的城市发展最没有贡献的一般性住宅房地产开发。若真如此,士纸案留下的就仅仅是空间语言表征层次(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成果了,工会的口述历史与设计过程中确实已经产生了精彩互动,许多劳工的集体记忆与劳资关系,表现在厂房的空间中,闻者动容。 而象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进一步表现,那是实践大学设计系学生在劳工参与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公园设计,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辩证互动,有机会提供了抵抗性的空间。以及另一方面,伍德班提供的是,一个未能完成的购物商场设计,这也是一个未能完成的全球化策略。于是,真实的空间(real space)最可能发生的就是,一个最没有想象力与前瞻性的不幸结局:一堆普通又多余的台湾式“贩厝”或是公寓,壅塞在不适合做为住宅区的,已经过度拥挤的士林夜市旁。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

四、历史挑战与理论反思

  最后,让我们面对当前全球信息化带来历史巨变的新脉络之下,在理论层次进一步做一点抽象思考。当前工业遗产的保存正是流动空间转化地方空间的过程中竞争意义的空间。1970年代,在高科技领域中的技术突破被当时的垄断资本充分运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再结构过程中提高劳工与资本生产力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再结构在金融领域进一步作用,扩张为1990年代的新经济,其特征表现为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放弃了福利国家模型,工作的弹性化伴随产生了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一方面,组织日益网络化,而另一方面,劳动却日益个体化。交互式电子多媒体则将观众区分为能互动的、创新的主动参与者,以及,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于是,深刻的不确定感也驱迫社会动员,建构自身所依恃的历史感。全球经济遂动摇了以固定领域为基础的国家与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这也就是说,流动空间的巨大力量正在转化地方空间。 而古迹保存表现为网络社会中全球流动的空间与历史固着地方的空间之间的一种拉扯力量,正是竞争意义的空间(contested space)。这造成了古迹保存论述的改变。
  我们可以这样说,廿世纪的古迹保存论述(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historic preservation)是建构在对现代性(modernity)与工业技术理性质疑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中。就这个意义言,1970年代初的意大利波隆尼亚(Bologna)的反发展政策与都市保存(urban conservation)计划可以说是保存的转折点与历史典范,也是反省发展主义的先驱。至于其计划执行过程中的挫折与小区晋绅化(gentrification) 趋势却也说明了它所揭橥的整合性保存(integrated conservation)暴露了当时意大利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先行的制度改革间的历史落差。 至于日本妻笼宿的町并保存,则可以说是在工业化、都市化与西化的强势支配下,结合保存与小区营造的难得先行者,其成果未必见得能在其它地方,如马笼,勉强复制。而当前的世界新形势,流动的力量却更变本加厉,信息技术其支配性的社会—技术范型的笼罩性压力,穿透了权力,修改了经验,也重新塑造了社会的行为与象征的沟通。信息主义的精神仍然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文化,而其速度却已加速到以光电回路,以及时(real time)方式全球流动。 网络社会中的古迹保存也被迫得以技术的升级与理论的深化相回应,躲开乡愁式保存的陷阱,以及,重新界定其受到挑战的意义。也因此,面对全球化,也就要求我们质问,文化在新的历史脉络下如何建构,文化再现又再现了什么?古迹保存的关键在于再现历史,而这又是谁的历史?什么样的历史? 
  就前述的政策形成与执行,以及不同的先行个案在保存与再利用过程中的片段的暂时性成果与挫折,以及冲突过程来看,作者提出下列分析性的、亟待面对的历史挑战与理论上的反思,以为结论。

  1. 在全球经济穿透的过程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的工业遗产的政策未受重视,社会的失望将可能伤害国家的正当性认同;而社会团体在动员过程中采取的保存策略,需反思工业遗产与劳工文化是否必然对立?如何能成功地争取权益,竞争意义的空间才是问题的关键。

  原来的文化资产保存,在台湾,就一直没有受到国家政策的重视,即使是民进党执政后依然如此,并没有获得立即而积极的改善。此时,工业遗产的保存,在台湾,由于全球信息化的结构性时势所迫,政策又匆匆上马,其窘迫可期。这是国家对文化政策的忽略。然而,面对浮现的市民社会压力,国家的表现若一再令社会失望,由于工业遗产保存与再利用的推动者经常是社会动员的积极份子,它们表现为跨阶级的都市运动的一种类型,关心地方文化与地方生活空间质量的提升。这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正当化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的一部分, 这也是社会对前一阶段发展性国家领导权(hegemon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反省。若文化政策未能分派足够的资源,未获得真正的重视,最后,将可能伤害国家的正当性(legitimacy of the state)。
  此外,由于工业遗产保存关系着经济与社会再结构,制造业劳工的失业始终不是国家政策与资源分派的重点,因此,不够健全的法令制度使得劳工失业或许不是各别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却更关系着国家正当性的建构。至于对劳工的抗争策略部分, 诚然,台湾的资本与政府的技术官僚、部分专业委员与文史工作者,确实意识形态保守而不自知。但是,工会若能认识到都市抗争与文化认同领域抗争的特殊性,抗争采取的策略将会有所不同。这样,劳工文化公园的实现与劳工集体记忆的保存,在台北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若与1970年代西欧都市运动中反都市更新运动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对话,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特定社会中跨阶级力量的支持,确保弱势劳工阶级的权益,以及,在这基础上竞争劳工对历史意义的诠释。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两个个案,马罗勒斯(Marolles)与北杜德提尔(Dudertir Nord)的不同教训提醒我们:前者,因团结面扩大,不但社会一般其它阶级都支持古老的劳工阶级住宅区的保存,最后连皇室都表态发言支持文化的保存,结果成为成功的都市运动案例;而后者,因孤立而失败,劳工无法争取到保存其小区的机会。弱势小区必须充分知晓他们的价值观、应有的权益、以及社会政治的形势,然后,在策略上与更广大的都市保存的价值观相连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城市中反而才得以确保其抗争过程中原有劳工团体主体的权益,竞争意义的空间。

  2. 认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自我转化过程:经济衰退、国家政策形成与执行能力弱化过程中文化保存工作的失落

  就国家的角色分析,全球信息化时势下台湾社会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刚好面临经济衰退,国家权力的重构,可以见到的是国家能力的弱化现象。一方面,文建会虽然在国家的相关部会中一直是预算资源较少的部门,但是对工业遗产保存言,至少还能组织委员会以因应,试着推动建物保存与资料收集的工作。然而,文化资产最高主管单位,内政部民政司的表现却是相当被动的,它把大部分的责任都推诿至地方政府的地方自治事务了。让人还怀疑它是否真正对文化资产保存具有必须的热情,这是全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政府部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其文化特殊性。或许,内政部只是在静静地等待孕育多年的新的行政院组织法通过后,就可以将这个麻烦的业务移交给新的文化部吧。 
  另一方面,国家能力的弱化其实也是全球经济穿透下国家转化自身的一部分,譬如说,国营企业全面私有化的趋势说明的不只是表面的竞争力提升的问题,而是,台湾,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state)特性上的转变。国家,一方面,在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历史地释放了其能量之后,新执政的民进党,充分运用选举过程的象征操弄,以强调地方文化的认同为手段,重新建构对社会统治的正当性,以求新的国族国家之重建(the rebuilding of the new nation state)。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的转化过程中,权力结构重构却表现出政策形成的过程与执行手段粗糙。这是执政者经验不足?能力不足?决策者流露的权力傲慢?一旦执政之后,当政治决策与文化政策冲突,结果仍是政治优先,或许,有权力的决策者对古迹保存的文化价值其实并没有真正相信过?亦或是,在国家制度中暂时享有权力位置的决策者,因为政治的不可确定性过高,对公共资源存有过于急切的掠夺性格?如行政院限期一年内标售国有土地房舍、文建会提出与艺术家团体发生冲突的“新台湾艺文之星”计划等等。这部分的进一步讨论已经超过本文的负担,必须以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与分析国家的特性。 只是,矛盾的结果却是,对工业遗产的保存,国家力有未逮,最后,这是文化保存工作的失落,其实,伤害的是前述国族国家重构过程中国家正当性的营造。

  3. 台湾工业保存政策与执行的可能局限:保存弥足珍贵的地方,经历充满冲突的执行过程,可能产生零星突破的成果

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就少数个案言,仍有可以突破的社会条件,这是可能零星突破的成果,像美浓竹仔门电厂的保存、台北大理街小区转化台糖台北仓库为小区型公共空间或文化会馆,或许还可以很谨慎地加上台北建国啤酒厂、基隆市的北部火力发电厂等。当然,最好能多方成功,因为工业遗产的保存关系着未来台湾城市的公共空间质量提升。
  保存,说明了一个地方的制度与社会对特定空间与文化的重视,被保存的工业遗产,就是社会认为这里是弥足珍贵的地方。但是,这宝地却是经历充满冲突的执行过程的结果。工业遗产的保存多在都市中心地区,有些工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被认为失去了竞争力,老烟囱下的新花园被认为将提供都市“活化”的泉源,是都市改造与“再生”的契机。这个保存过程不是自然的过程,值得仔细地再分析,重构保存论述的措辞。

  4.工业遗产保存是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中的历史地景。面对台湾亟待修复的城市,工业遗产保存是社会排除的后花园?还是社会接纳下的文化花朵?或者说,工业遗产保存能成就为老烟囱下的新花园?还是失落的花园?还有待考验。

  首先,台湾的工业遗产保存还是要先面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穿透之后对工业劳工失业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审视它可能对既有的工业劳工造成的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后果,不然,工业保存就是社会排除的后花园。譬如说,前述的建啤与士纸个案,关厂虽然不是因为保存,反而是保存被做为劳工抗争,争取生存、竞争意义的手段,这是台湾的经验研究告诉我们的台湾特殊性所在。但是,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推动经济、社会与都市空间的转化脉络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建国啤酒厂工会的关厂抗争根源,也是日后的保存执行过程,转化为啤酒文化园区时要面对的最重要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必须被看到,对劳工的伤害才会被避免,专业者可以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协助折冲利益,才不会有违工会支持保存的美意,催生符合社会接纳(social inclusion)的文化花朵。
  其次,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就真是老烟囱下的新花园了吗?这些地方,社会投以关切之心,所以国家投入了资源,这里的生活质量将改善。然而,对所有的资本主义城市均然,在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下,晋绅化(贵族化、高级化、gentrification) 趋势难以避免,可是这经常与原先的小区动员期望保卫自身居住的历史的邻里在实质空间质量与既有的社会结构,背道而驰。这是三十余年前意大利左翼政党在波隆尼亚建立都市保存里程碑过程中留下的教训,让后续的城市与地方政府懂得必须摸索趋吉避凶之道。 对国家的公共政策而言,晋绅化的结局需要在政策与资源投入前更细致地思考才有可能避免。1990年代的纽约,劳工阶级或是贫穷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历史的邻里,如苏活区(SoHo),却因中上阶级的移入而在房地产市场中被置换(displacement),获得了与1960年代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同样的后果。只是,这次的邻里置换机制是市场,而不是联邦的推土机,不是粗暴的国家政策。房地产市场是隐形的空间战争,社会底层的小区居民很难对抗全球化下市场逻辑所造就的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后果,也是资本主义再结构过程与后福特主义模型所支持的新版都市保存,其实是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中的历史地景。历史的邻里成为观光与旅游的目的地,增加了市中心地区的消费,这是全球都会区域里的社会片断化(social fragmentation)与空间隔离(spatial segregation)的场景之一。

  总之,台湾的工业遗产保存若因国家投入资源而获致了空间质量的改善,但是,市场逻辑所造就的权力关系,会使得工厂的既有劳工团体(如建国啤酒厂工会)或是周边小区(如台糖厂房周边的大理街小区)原来预期的文化成果走了调。这些地方是符合社会接下的文化花朵,成就为老烟囱下的新花园,还是,是失落的花园,还有待考验,更值得提醒与预警。

  5. 台湾的城市是待修复的城市,工业保存有机会做为老烟囱下的新花园,这花园可以是建构异质地方的机会,异质地方建构的机会不再了吗?这是更重要的考验。

  最后,对经历长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饱受破坏的大地,久经忽视的都市服务的提供言,台湾的城市有活力,却混乱与质量粗糙,确实是亟待修复的城市,才有机会成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与永续(可持续)的城市(sustainable cities)。这个为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次紧接一次的滚动所翻搅的过程,我们自身都已经被贯穿与改变了的历史过程,其实是我们的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保存,则似乎是必要的社会政治过程与空间的手段,假以时日,城市的特色才得以彰显。而保存本身就是历史。就以金门与马祖两战地为例吧,军事设施的保存、地方的意义诠释、以及地方的再发展,都有极大的潜力。以战后世界的政治史而言,这里曾经是与两德的东西柏林、两韩间的板门店并列的战地,正是战争过去,和平已现,即,战地本身的死亡,才造就了保存的机会,换取了新生。这正是以过去的集体记忆,通过当前的保存与修复,使得生命在明天复活。只是,这复活只能植基在记取教训与对历史的反身性能力的建构上。
  假如这一波的工业遗产保存机会错失了,它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绝不仅是砖头、木头与过时钢铁的灰飞湮灭,伴随的无形文化资产遗忘与历史档案流失,是更严重的结局。缺少了这些资料,以后的研究将难以回答某些疑问,历史将不可能再提供让我们了解自身的管道。那么,保存,做为异质地方建构(heterotopias)的机会将失去。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与建筑之间,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象之间,假如失去了镜像关系,台湾社会将永远难以看到自身,难以对发展过程的必然的、历史性破坏产生反思的能力,一个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的社会,也就永远是与主体性无缘的社会。 

作者单位夏铸九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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