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钢丝行走
admin
2005-07-30
来源：景观中国网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美国建筑理论家凯文·林奇 “我曾经到巴西利亚，从空中看，城市的设计非常壮观，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有着震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美国建筑理论家凯文·林奇
“我曾经到巴西利亚，从空中看，城市的设计非常壮观，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有着震撼人心的作用。但是当人真正置身于城市当中，却发现那是一个为汽车设计的城市，大尺度的空间，人在里面如一只蚂蚁，生活也是乏味的。”——这是巴西利亚城留给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的印象。
或许没人会料到曾在阡陌纵横的乡间田野里穿行的农家少年，竟与城市规划结缘，至少那时杨保军未曾想过。
怎么说杨保军也算不上有远大抱负的人。从他孩提时的理想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能像电影《小字辈》里的年轻人那样，骑着自行车迎着曙光去上班。”
17岁那年，怀揣着“骑上自行车”的梦想，杨保军从赣江中游的乡间跨入了南京大学。四年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所工作。在这以后不久，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我的理想实现了，那时我很满足。”“此时杨保军”丝毫也不掩盖“彼时杨保军”的真实想法。
规划与摧毁
“知足常乐”并非是杨的常态。有时面对摊开的图纸，他会不满，甚至会愤怒：“每当我看到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远发展的规划图纸，心里一定要经过气愤—叹息—抗挣—无奈—补救几个阶段。”
人的心理动态广袤深邃，但找到杨保军对城市规划图愤懑的根源，也并不难。“你永远无法真正预见的无数小事件结合起来，降低了整体表现水平，结果人们总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是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经典著作《战争论》中的名言，或许我们从中也可觅到一抹踪迹。
规划与战争看似遥之千里，但又有谁否认，一支笔带给城市的伤害会逊于战火硝烟?
“毫不夸张地讲，规划师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会为将来带来无穷的祸害。会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一个设计不好的建筑物可以被炸掉，可有谁能炸得起成片的万丈高楼?”在和平年代，用炸药、机械摧毁城市建筑物，这远比战争更残酷的事情曾几度闯入我们的视野，早已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故事。
杨保军担心的远不止是城市中的建筑。“有谁能让山川、湖泊、树木、农田恢复原貌?乏天无术的我们能否承担起这个沉甸甸的责任?”
“未来的城市是一座废墟。”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话犹言在耳。去年十月记者在青岛见到他时，他就说过这句话。大师还说：“人类所有理性的构想和理论性的规划，最终会由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的情绪和观念导致规划被推翻。”只是诸多闻者都持掩耳盗铃的姿态，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建设与摧毁事实上在同一时间共存的。这是令人悲哀也无奈的事实。
杨保军：钢丝行走让人悲哀的何止一个北京?著名古都西安，城墙内保护下来的老建筑还比不上新加坡的百分之一；文化名城成都，历史街区只占主城区的2.8%。失去文化底蕴的城市，失去印记的城市，徒留的只是钢筋水泥筑成的空壳，冷硬而呆滞。
并不是只有古城才有这样的遭遇。相关资料显示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660个城市中，多达182个城市都设定了把自己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杨保军明了职责意味着什么：“规划一方面为政府提供管理的依据，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协调各类开发。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远远没有定型，构筑良好的框架对城市来说至关重要。”
“沈阳的特色就在于它曾是全国制造业的中心，具有特色的烟囱、厂房、机器都是它的魅力所在。沈阳在旧城改造中，要通过设计把这些特色巧妙的组织到公共空间中去。”这是杨保军在沈阳旧城改造中关于如何保留历史脉络的观点。
杨尊重土地的特色、尊重城市历史身份，尊重河流、湖泊、植被，甚至对烟囱也不敢有半点轻慢。
但对于古城不遗余力的保护，未必都能如愿。当城市建设成为衡量官员在任是否有所作为的重要指标时，“长官意识”的强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记者重提这个早已不新鲜的话题，杨保军淡然一笑，“可以生气、无奈、悲伤、心痛，但只有一点我始终坚持，那就是绝对不麻木。”镜片后面略显疲惫的眼神与记者稍有对视，便转向了窗外远处的塔吊，那又是一个工地。“我希望同行们也一定做到‘不麻木’，因为麻木就等于放弃了责任。”他将眼神收回看着记者的眼睛继续说：“我知道麻木要比不麻木的日子好过的多，但作为规划师，我们要常常摸摸胸口。”
道德困境与钢丝
“我最担心的是在规划上暴殄天物，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杨保军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对记者说，对同行说，也对学生说。
遗憾的是杨担心的事情，经常会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以提问的方式，告知他已经发生了，这将他置于两难境地：
“杨老师，我的领导让我按照他的意图完成一个规划方案，但我又知道这个规划违背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那我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做城市规划设计的普通人，您认为是保住饭碗要紧?还是坚持学科原则重要?”
“请问杨老师，开发商根本不用你做调研的前提下，一手给钱，一手跟你要规划图，这样的事情你干不干?”
其实，在现实中杨保军自己确实经常要遭遇关乎平民百姓与权贵、开发商与民众及政府三者利益关系的选择。
当社会分异现象在市场力的作用下自然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的利益摩擦也就在所难免。兴土动工前必须要到规划部门报批的硬性要求，也决定了规划师要在政府与百姓、政府与开发商、百姓与开发商的三根看不见的钢丝上行走。这无疑是危险和艰辛的。
诱惑太多了。要保持对自己职业的敬重和坚持，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各个方向打来的“炮弹”，不管里面是“糖衣”还是“火药”。
杨保军称其不太给开发商做规划，一是因为他的方案总附和不上对方的意愿；二是有些开发商总认为规划是走过场，根本就没什么用。曾经有开发商对“泯顽不化”的杨怒言：“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省钱、挣钱，而不是给我当绊脚石!”
有实力的大开发商通过大盘与政府携手合作的例子其实并不少。地方政府最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携手共进，会给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与其说他们是肩并肩的战友，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棋局中的博弈。
一个是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一个是要“面子上”看得过去。矛盾发生时，规划师就成了你争我夺的利用工具。对此，杨保军有自己的看法：“在矛盾中我们可以适当妥协，但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能出让作为规划师的良知，这是职业信条决定的。不摇摆，不选择任何一方。规划师要有自己的立场，不向任何一方靠拢。”
“一定不要让省长市长的面子掉下来，因为维护他们的面子，规划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没有最好的，只有可行的”。参透了“中庸之道”的杨保军经常为自己的同行传授“秘籍”，并意味深长叮嘱“没了面子的官员，一意孤行是会引发灾难的”。
“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热血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热血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简·雅各布斯1961年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的批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杨保军并不是提出“全民参与规划”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在资源向权贵倾斜时期，嗓音最为洪亮的一个。他在很多场合强调“不代表公众利益的规划绝对不是好的规划。自上(政府)而下的规划是不科学的，自下(社会底层)而上的才是最全面的。”“民间的力量是巨大的。”让他欣喜的是自己孤单的声音，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
时过境迁，开发商原本可以仰仗的东西很多都不能指望了。品牌竞争让有眼光的开发商萌生了强烈的规划意识。依旧忙碌的杨保军抽出时间也为他们做些规划，钱对于他产生的效应不大，他希望让开发商知道，项目与城市规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才是真正的规划，用带来实惠的方案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项目只有与大环境和谐共生才可能有生命力。
那个布教似的的过程，让他疲惫，也让他快乐。
对 话
中国房地产报：您是个性格比较克制理性的规划师，而且也非常强调在处理公众、政府、房地产商三者利益关系之间的中庸之道，这个“道”的含义是什么?
杨保军：“道”不是血气方刚时的非黑既白，非左即右，而是中度灰色。我也曾年轻过，也曾想凭借一腔热血，扫除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想法。但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知道这根本就行不通，所以只要是在不失去原则的情况下我学会了妥协。
中国房地产报：您的“原则”是指什么?从职业角度看哪些是不可违背的?哪些是可以通融的?
杨保军：我的原则有几个方面：做人的原则、做事的原则、政策原则和技术原则。这四个原则有刚性的也有柔性的。政治原则和技术原则绝对是刚性，不能改变。因为作为一个规划师要懂得政策原则是不可触犯的，职业信条(以科学为依据、代表公众利益)是必须遵守的。至于说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在有的时候是可以变化的，但不是违背。比如说对开发商和政府急功近利的行为我首先要去理解，这就需要有平和的心态，嗤之以鼻的情绪是不能体谅他们苦衷的，也就使问题无法解决。
中国房地产报：走中庸之道就意味着妥协，妥协的结果就不能使自己的规划方案得以实现，面对这个结果，你心里有过怎样的挣扎?
杨保军：挣扎是肯定有的，而且很痛苦。因为我的笔决定了太多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将来一个区域的发展。给领导留足面子，其实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国情决定了他们手中的权利，一个没了面子的官员一意孤行就会发生灾难，所以我宁愿牺牲自己可变的原则来保全大局。
中国房地产报：在中庸之道间行走多年，您有游刃有余的感觉，还是继续着走钢丝的岌岌可危之感?
杨保军：走钢丝。很担心自己会掉下来。
“我曾经到巴西利亚，从空中看，城市的设计非常壮观，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有着震撼人心的作用。但是当人真正置身于城市当中，却发现那是一个为汽车设计的城市，大尺度的空间，人在里面如一只蚂蚁，生活也是乏味的。”——这是巴西利亚城留给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的印象。
或许没人会料到曾在阡陌纵横的乡间田野里穿行的农家少年，竟与城市规划结缘，至少那时杨保军未曾想过。
怎么说杨保军也算不上有远大抱负的人。从他孩提时的理想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能像电影《小字辈》里的年轻人那样，骑着自行车迎着曙光去上班。”
17岁那年，怀揣着“骑上自行车”的梦想，杨保军从赣江中游的乡间跨入了南京大学。四年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所工作。在这以后不久，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我的理想实现了，那时我很满足。”“此时杨保军”丝毫也不掩盖“彼时杨保军”的真实想法。
规划与摧毁
“知足常乐”并非是杨的常态。有时面对摊开的图纸，他会不满，甚至会愤怒：“每当我看到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远发展的规划图纸，心里一定要经过气愤—叹息—抗挣—无奈—补救几个阶段。”
人的心理动态广袤深邃，但找到杨保军对城市规划图愤懑的根源，也并不难。“你永远无法真正预见的无数小事件结合起来，降低了整体表现水平，结果人们总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是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经典著作《战争论》中的名言，或许我们从中也可觅到一抹踪迹。
规划与战争看似遥之千里，但又有谁否认，一支笔带给城市的伤害会逊于战火硝烟?
“毫不夸张地讲，规划师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会为将来带来无穷的祸害。会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一个设计不好的建筑物可以被炸掉，可有谁能炸得起成片的万丈高楼?”在和平年代，用炸药、机械摧毁城市建筑物，这远比战争更残酷的事情曾几度闯入我们的视野，早已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故事。
杨保军担心的远不止是城市中的建筑。“有谁能让山川、湖泊、树木、农田恢复原貌?乏天无术的我们能否承担起这个沉甸甸的责任?”
“未来的城市是一座废墟。”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话犹言在耳。去年十月记者在青岛见到他时，他就说过这句话。大师还说：“人类所有理性的构想和理论性的规划，最终会由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的情绪和观念导致规划被推翻。”只是诸多闻者都持掩耳盗铃的姿态，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建设与摧毁事实上在同一时间共存的。这是令人悲哀也无奈的事实。
杨保军：钢丝行走让人悲哀的何止一个北京?著名古都西安，城墙内保护下来的老建筑还比不上新加坡的百分之一；文化名城成都，历史街区只占主城区的2.8%。失去文化底蕴的城市，失去印记的城市，徒留的只是钢筋水泥筑成的空壳，冷硬而呆滞。
并不是只有古城才有这样的遭遇。相关资料显示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660个城市中，多达182个城市都设定了把自己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杨保军明了职责意味着什么：“规划一方面为政府提供管理的依据，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协调各类开发。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远远没有定型，构筑良好的框架对城市来说至关重要。”
“沈阳的特色就在于它曾是全国制造业的中心，具有特色的烟囱、厂房、机器都是它的魅力所在。沈阳在旧城改造中，要通过设计把这些特色巧妙的组织到公共空间中去。”这是杨保军在沈阳旧城改造中关于如何保留历史脉络的观点。
杨尊重土地的特色、尊重城市历史身份，尊重河流、湖泊、植被，甚至对烟囱也不敢有半点轻慢。
但对于古城不遗余力的保护，未必都能如愿。当城市建设成为衡量官员在任是否有所作为的重要指标时，“长官意识”的强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记者重提这个早已不新鲜的话题，杨保军淡然一笑，“可以生气、无奈、悲伤、心痛，但只有一点我始终坚持，那就是绝对不麻木。”镜片后面略显疲惫的眼神与记者稍有对视，便转向了窗外远处的塔吊，那又是一个工地。“我希望同行们也一定做到‘不麻木’，因为麻木就等于放弃了责任。”他将眼神收回看着记者的眼睛继续说：“我知道麻木要比不麻木的日子好过的多，但作为规划师，我们要常常摸摸胸口。”
道德困境与钢丝
“我最担心的是在规划上暴殄天物，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杨保军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对记者说，对同行说，也对学生说。
遗憾的是杨担心的事情，经常会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以提问的方式，告知他已经发生了，这将他置于两难境地：
“杨老师，我的领导让我按照他的意图完成一个规划方案，但我又知道这个规划违背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那我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做城市规划设计的普通人，您认为是保住饭碗要紧?还是坚持学科原则重要?”
“请问杨老师，开发商根本不用你做调研的前提下，一手给钱，一手跟你要规划图，这样的事情你干不干?”
其实，在现实中杨保军自己确实经常要遭遇关乎平民百姓与权贵、开发商与民众及政府三者利益关系的选择。
当社会分异现象在市场力的作用下自然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的利益摩擦也就在所难免。兴土动工前必须要到规划部门报批的硬性要求，也决定了规划师要在政府与百姓、政府与开发商、百姓与开发商的三根看不见的钢丝上行走。这无疑是危险和艰辛的。
诱惑太多了。要保持对自己职业的敬重和坚持，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各个方向打来的“炮弹”，不管里面是“糖衣”还是“火药”。
杨保军称其不太给开发商做规划，一是因为他的方案总附和不上对方的意愿；二是有些开发商总认为规划是走过场，根本就没什么用。曾经有开发商对“泯顽不化”的杨怒言：“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省钱、挣钱，而不是给我当绊脚石!”
有实力的大开发商通过大盘与政府携手合作的例子其实并不少。地方政府最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携手共进，会给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与其说他们是肩并肩的战友，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棋局中的博弈。
一个是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一个是要“面子上”看得过去。矛盾发生时，规划师就成了你争我夺的利用工具。对此，杨保军有自己的看法：“在矛盾中我们可以适当妥协，但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能出让作为规划师的良知，这是职业信条决定的。不摇摆，不选择任何一方。规划师要有自己的立场，不向任何一方靠拢。”
“一定不要让省长市长的面子掉下来，因为维护他们的面子，规划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没有最好的，只有可行的”。参透了“中庸之道”的杨保军经常为自己的同行传授“秘籍”，并意味深长叮嘱“没了面子的官员，一意孤行是会引发灾难的”。
“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热血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热血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简·雅各布斯1961年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的批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杨保军并不是提出“全民参与规划”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在资源向权贵倾斜时期，嗓音最为洪亮的一个。他在很多场合强调“不代表公众利益的规划绝对不是好的规划。自上(政府)而下的规划是不科学的，自下(社会底层)而上的才是最全面的。”“民间的力量是巨大的。”让他欣喜的是自己孤单的声音，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
时过境迁，开发商原本可以仰仗的东西很多都不能指望了。品牌竞争让有眼光的开发商萌生了强烈的规划意识。依旧忙碌的杨保军抽出时间也为他们做些规划，钱对于他产生的效应不大，他希望让开发商知道，项目与城市规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才是真正的规划，用带来实惠的方案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项目只有与大环境和谐共生才可能有生命力。
那个布教似的的过程，让他疲惫，也让他快乐。
对 话
中国房地产报：您是个性格比较克制理性的规划师，而且也非常强调在处理公众、政府、房地产商三者利益关系之间的中庸之道，这个“道”的含义是什么?
杨保军：“道”不是血气方刚时的非黑既白，非左即右，而是中度灰色。我也曾年轻过，也曾想凭借一腔热血，扫除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想法。但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知道这根本就行不通，所以只要是在不失去原则的情况下我学会了妥协。
中国房地产报：您的“原则”是指什么?从职业角度看哪些是不可违背的?哪些是可以通融的?
杨保军：我的原则有几个方面：做人的原则、做事的原则、政策原则和技术原则。这四个原则有刚性的也有柔性的。政治原则和技术原则绝对是刚性，不能改变。因为作为一个规划师要懂得政策原则是不可触犯的，职业信条(以科学为依据、代表公众利益)是必须遵守的。至于说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在有的时候是可以变化的，但不是违背。比如说对开发商和政府急功近利的行为我首先要去理解，这就需要有平和的心态，嗤之以鼻的情绪是不能体谅他们苦衷的，也就使问题无法解决。
中国房地产报：走中庸之道就意味着妥协，妥协的结果就不能使自己的规划方案得以实现，面对这个结果，你心里有过怎样的挣扎?
杨保军：挣扎是肯定有的，而且很痛苦。因为我的笔决定了太多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将来一个区域的发展。给领导留足面子，其实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国情决定了他们手中的权利，一个没了面子的官员一意孤行就会发生灾难，所以我宁愿牺牲自己可变的原则来保全大局。
中国房地产报：在中庸之道间行走多年，您有游刃有余的感觉，还是继续着走钢丝的岌岌可危之感?
杨保军：走钢丝。很担心自己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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