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简·雅各布斯让我感动
admin
2005-09-12
来源：景观中国网
近期，不少出版社陆续推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
近期，不少出版社陆续推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到底谁在规划，到底谁该负责？关于城市规划的讨论简直是一团乱麻，作为普通居民的我们更是只有旁观的份儿。专家意见满天飞，每个人似乎都占有一半真理。
本周，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城市规划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斯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信息时报：简·雅各布斯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斯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斯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信息时报：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我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亭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告示？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尴尬？就是没有把城市问题作为一个综合问题来对待，在一些规划师眼里，这个城市似乎是一片“荒地”，他们只顾“快意”地画图，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住，产权情况如何。我曾采访到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楼房的一单元被划给了一个开发商，另外两个单元还住着人呢，他们就这样把一单元拆了，跟卖豆腐一样，切成两块来卖！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信息时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常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您觉得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即界定社区的属性，明确产权边界，通过区划法规（zoning）的编制，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发生，其结果就是“安居乐业”。可我们呢？城市规划不是define，而是design，是搞设计，没有对社区的属性进行界定就去设计了，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产权人就感到不安全了，事实上，在这样的“设计”中，真正要生活在“设计”结果中的居民，却被排除在“设计”程序之外，这对于城市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答案不言自明。
我这样来说，并不意味着城市是不需要设计的，那么设计应该在哪个层面发生呢？是在城市设计这个层面上。而城市设计的基础是城市规划，即design基于define，城市设计要在城市规划所形成的区划法规的基础上，制定设计导则，明确公共建筑或标志建筑与背景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个体的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社区居民参与的，他们是真正的主人。可我们呢？城市规划的真实内涵被抽空了，城市设计这个光荣的传统被遗弃了（北京元明清古城就是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剩下的就是个体的建筑设计了。失去指导的个体建筑设计，只会形成令人窒息的、混乱的景观现象，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损失，社会矛盾的增加。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信息时报：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斯，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信息时报：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
信息时报：现在许多城市都要消灭“城中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您怎么看？
王军：这正似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这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结果只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加城乡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立场上来。
我们丢掉了优秀的传统
信息时报：您对上海的“新天地”如何评价？个人比较喜欢的城市有哪些？
王军：我不喜欢“新天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无法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中共“一大”会址的历史环境，更在于它不是一个公正规划程序的结果。
我喜欢纽约，水草丰美，城市有多样性。简·雅各布斯就是拿纽约来说事。这个城市确实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都能讨得一份生活，这才是城市啊。
巴黎在1958年搞了一个“梁陈方案”，即建设了拉德方斯，我喜欢。为什么？因为巴黎在高速发展时期开辟了新区，避免了昂贵的城市拆迁，使城市的经济成本得到控制，保持了竞争力。拉德方斯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巴黎64%的国外公司都在这里，拉德方斯总共3600多家公司中，50%都是公司总部，全球营业额高达1520亿欧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去看巴黎时，为此特别感动，同时为北京难过。
信息时报：为北京难过？
王军：巴黎老城区大量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做的，比如卢浮宫改建工程是贝聿铭设计的，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来自埃及，拉德芳斯的大拱门是丹麦人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但这些“舶来品”在巴黎却如此和谐，巴黎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建筑殖民化”的争论。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有容乃大，这个“容”在哪里？就是巴黎的古城保存完整，你一看，她还是一个巴黎人，只不过戴着贝聿铭设计的一个钻戒，意大利人设计的一个项链而已，而这些，只会使巴黎分外妖娆。可北京呢，一直在拆除古城，把自己的文化容量拆没了，结果，外来的文化很容易居于强势，被视为侵入者，因为这个“北京人”的模样已看不清楚了。
你看巴黎街道上的那些小玩意，包括保护树木根部的铁箅子、售报亭、小垃圾桶都是很好的设计，巴黎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就是香港新机场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在巴黎你能够在一些读物中找到这些设计师的大名，因为这个城市尊重创造，尊重知识产权，真正崇尚艺术。所以，我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上的售报亭跟巴黎一模一样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引进还是抄袭。我在想，你就是抹着巴黎的口红，喷着巴黎的香水，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吗？你为什么不去学人家是怎样敬重艺术的创造呢？
建筑师爱说“上帝活在细节中”，确实如此，你要挑一件好衣服，你只要看看衣服的里子够不够好就行了，如果里子都做得那么棒，这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产品。巴黎的“里子”就非常之好。而我们呢？居然会把垃圾桶设计成国宝大熊猫的形状，难道这就是我们正常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创造力就如此枯竭了吗？我并不是说国外的一切都好，关键是我们的城市丢掉了太多优秀的传统，我们需要的是自觉啊！特约采写燕舞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加）雅各布斯著
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
2005年5月
自1961年出版以来，本书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雅各布斯女士写的是怎样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雅各布斯是一个“大城市”的维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人物
王军
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2003年出版《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到底谁在规划，到底谁该负责？关于城市规划的讨论简直是一团乱麻，作为普通居民的我们更是只有旁观的份儿。专家意见满天飞，每个人似乎都占有一半真理。
本周，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城市规划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斯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信息时报：简·雅各布斯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斯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斯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信息时报：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我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亭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告示？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尴尬？就是没有把城市问题作为一个综合问题来对待，在一些规划师眼里，这个城市似乎是一片“荒地”，他们只顾“快意”地画图，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住，产权情况如何。我曾采访到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楼房的一单元被划给了一个开发商，另外两个单元还住着人呢，他们就这样把一单元拆了，跟卖豆腐一样，切成两块来卖！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信息时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常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您觉得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即界定社区的属性，明确产权边界，通过区划法规（zoning）的编制，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发生，其结果就是“安居乐业”。可我们呢？城市规划不是define，而是design，是搞设计，没有对社区的属性进行界定就去设计了，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产权人就感到不安全了，事实上，在这样的“设计”中，真正要生活在“设计”结果中的居民，却被排除在“设计”程序之外，这对于城市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答案不言自明。
我这样来说，并不意味着城市是不需要设计的，那么设计应该在哪个层面发生呢？是在城市设计这个层面上。而城市设计的基础是城市规划，即design基于define，城市设计要在城市规划所形成的区划法规的基础上，制定设计导则，明确公共建筑或标志建筑与背景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个体的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社区居民参与的，他们是真正的主人。可我们呢？城市规划的真实内涵被抽空了，城市设计这个光荣的传统被遗弃了（北京元明清古城就是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剩下的就是个体的建筑设计了。失去指导的个体建筑设计，只会形成令人窒息的、混乱的景观现象，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损失，社会矛盾的增加。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信息时报：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斯，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信息时报：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
信息时报：现在许多城市都要消灭“城中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您怎么看？
王军：这正似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这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结果只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加城乡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立场上来。
我们丢掉了优秀的传统
信息时报：您对上海的“新天地”如何评价？个人比较喜欢的城市有哪些？
王军：我不喜欢“新天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无法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中共“一大”会址的历史环境，更在于它不是一个公正规划程序的结果。
我喜欢纽约，水草丰美，城市有多样性。简·雅各布斯就是拿纽约来说事。这个城市确实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都能讨得一份生活，这才是城市啊。
巴黎在1958年搞了一个“梁陈方案”，即建设了拉德方斯，我喜欢。为什么？因为巴黎在高速发展时期开辟了新区，避免了昂贵的城市拆迁，使城市的经济成本得到控制，保持了竞争力。拉德方斯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巴黎64%的国外公司都在这里，拉德方斯总共3600多家公司中，50%都是公司总部，全球营业额高达1520亿欧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去看巴黎时，为此特别感动，同时为北京难过。
信息时报：为北京难过？
王军：巴黎老城区大量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做的，比如卢浮宫改建工程是贝聿铭设计的，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来自埃及，拉德芳斯的大拱门是丹麦人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但这些“舶来品”在巴黎却如此和谐，巴黎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建筑殖民化”的争论。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有容乃大，这个“容”在哪里？就是巴黎的古城保存完整，你一看，她还是一个巴黎人，只不过戴着贝聿铭设计的一个钻戒，意大利人设计的一个项链而已，而这些，只会使巴黎分外妖娆。可北京呢，一直在拆除古城，把自己的文化容量拆没了，结果，外来的文化很容易居于强势，被视为侵入者，因为这个“北京人”的模样已看不清楚了。
你看巴黎街道上的那些小玩意，包括保护树木根部的铁箅子、售报亭、小垃圾桶都是很好的设计，巴黎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就是香港新机场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在巴黎你能够在一些读物中找到这些设计师的大名，因为这个城市尊重创造，尊重知识产权，真正崇尚艺术。所以，我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上的售报亭跟巴黎一模一样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引进还是抄袭。我在想，你就是抹着巴黎的口红，喷着巴黎的香水，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吗？你为什么不去学人家是怎样敬重艺术的创造呢？
建筑师爱说“上帝活在细节中”，确实如此，你要挑一件好衣服，你只要看看衣服的里子够不够好就行了，如果里子都做得那么棒，这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产品。巴黎的“里子”就非常之好。而我们呢？居然会把垃圾桶设计成国宝大熊猫的形状，难道这就是我们正常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创造力就如此枯竭了吗？我并不是说国外的一切都好，关键是我们的城市丢掉了太多优秀的传统，我们需要的是自觉啊！特约采写燕舞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加）雅各布斯著
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
2005年5月
自1961年出版以来，本书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雅各布斯女士写的是怎样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雅各布斯是一个“大城市”的维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人物
王军
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2003年出版《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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