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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admin 2005-11-30 来源:景观中国网
  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
  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里,是有呼吸的。陈志华满头白发了,仍然一年一年地赶往全国各地的小山村,去探望这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老建筑,以及风土人情。
  陈老师总是不断地强调:“一定要多写写那些学生,她们不计名利地跟着我跑乡下,没有她们,我什么也干不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房的乡土建筑办公室里,陈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先回去歇着吧,不要累着了。他时不时拿出在农村调研中为当地农民拍的片给我们看,脸上还有回忆带来的笑容,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很快乐。
  
  个人档案
  陈志华,1929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1989年,陈志华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关于乡土研究]
  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

  1989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退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他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已经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张壁村》、《碛口村》等研究著作。
  陈志华在《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乡土建筑的认识价值: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进而认识中国农民直至中华民族。”
  
  南方都市报:这16年来,您搞乡土研究吃过什么苦头?

  陈志华:从1989年至今,我和楼庆西、李秋香两位老师,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希望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
  这些年也吃过很多苦头。首先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全都靠化缘。就是采用“卖青苗”的办法,预先把调查卖给台湾的出版社,他们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预支。事实上,有些工作成果给了他们10年,都没有出版。不过,因为台湾的稿费标准比大陆的高,所以他们给我们一本书的稿费,我们可以用来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按约交给台湾的出版社,另一个题目便可交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目前,给了台湾的出版社12本书,出版了4本,而在大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11本,重庆出版社出了4本,三联出版社出了2本。
  前几年在广东的一个侨乡,我们被安排在整条街上惟一的供销社小客店里,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睡的是大通铺,盖的被子都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棉絮里是什么东西,黏乎乎的。晚上一熄灯,四壁就有东西在爬,不知是什么虫子。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去调研,而旁边床铺的则去街上要饭。——原来我们一直是跟叫花子睡在一起的。客店里那些洗脸厕所间都是全敞开的,与我们的女学生的门之间是没有锁的。男同学给她们买了一个插销,当天就被这些叫花子拧断了。男生只好帮女生打了几桶水,才把门给堵住。
  吃饭也吃不饱。在广东,十五块钱一天的标准其实已经很低。尤其是当地的食堂五点就下班,等我们调研回来,早就没有可吃的了,都是凉饭凉菜,食堂师傅还满脸不高兴。那些男生整天饥肠辘辘,到后来,都去买酱豆腐当菜来下冷饭。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温州,我都60多岁的人了,经常硬座一坐就坐了33个小时。到了杭州,还要换长途汽车。那时候的长途车就是那种除了喇叭,全身都响的车。问司机多久能到,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骗我们,因为那条公路不停地塌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据当地的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私下说,90年代,从杭州到温州这条路,平均每天出死人的车祸8次。有一年的8月15日,我们单坐汽车就坐了21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是凌晨1点到达温州的,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还经常坐“蹦蹦车”,就是拖拉机改装的一种小车,12个人花25元包了一辆,10个人挤在车里,2个人挂在车外面。我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就很深,蹦蹦车开不动,我们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只要前面一有车,后面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依赖开车的人对路的熟悉瞎开。有一次,我们前面有辆车,路上完全烟尘弥漫,都成了睁眼瞎;忽然烟尘没有了,我们反而纳闷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一整天下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黄颜色。我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大家做饭,可她竟不会用铝锅做饭,总不熟。李秋香老师刚刚在外调研一天回来,不得不亲自给大家做饭。
  一次,我们到达潘村已是晚上,天气非常热,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我穿着裂开了大口子的千层底布鞋,劈叭劈叭地响。大家找到一个空房子住下,连水都没有,更洗不了澡,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有两个空房间,床上太热,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地板上都是缝,我只要朝哪边躺下哪边就有汗;那两个女学生在另一个房间还把门窗都锁上,估计更热了。第二天一早,我当务之急就是花了五毛钱把鞋给缝上了。
  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市政府看到我从北京带着学生过来,住得苦,吃得苦,觉得奇怪又紧张:是不是特务?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便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市里派了很多人来赶我们走,副市长还亲自过来,要当地不得卖饭给我们吃,不给地儿住。他的理由是:要开人大会了,要把供销社的房间全包了。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我们走。后来,供销社带我们去住烤碱的地方,男同学住在烤碱的小房间里,女同学和李老师则睡在灶台上。我被安排在一个拖拉机房里,四面全是漏风的,而且还养鸡。我特意点了一下,一共有30多只鸡,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鸡粪。后来,还是李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一间没建完的房坯,四面有墙,尚未封顶,檐上全停着鸟。等我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落着的都是鸟粪。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过在宁夏甘肃陕西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全都是黄土地,极少下雨。偏巧我们就赶上下雨,一走鞋子就带起一大坨泥,大家就拖着这坨泥走来走去。我们去考察一个土地庙,那里连路都没有,走的都是放羊人走的路。这个村子里非常穷,侏儒很多,形容奇特,因为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看着很揪心。有的一大家子人总共只有一只碗。我们还赶上了一次婚礼,就把这个仪式从头到尾记录下来了。那家人在当地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了,婚礼的全过程中,只有清清楚楚的6片肉,放在最抢眼的地方,摆在家门口迎亲的板凳上,专门留给舅舅吃(舅舅是娘家的男性,权威很高)。这位舅舅仅是礼节性地吃了一片肉。
  我们还看到,陕北米脂人平时吃的就是汤,他们把黑豆砸扁了喝汤。

  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年里,最让您痛心的是什么事?
 
  陈志华:最痛心的就是那些官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就在百姓都在喝黑豆汤的那个县,我们到了当地的招待所,那里招待所条件很好,大厅铺着大理石,有中餐厅、西餐厅、歌舞厅、桑拿室、卡拉OK厅,一个也不少。我们刚刚在当地百姓家喝了黑豆汤,赶回县里,县政委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鸡鸭鱼肉,还有虾、甲鱼等海鲜。当地的党委书记居然说:“别看我们这里穷,但这些鸡鸭鱼都是活的,都非常新鲜。”县长不在。他们告诉我们,县长去美国了,考察当地的城市建设了。我还很天真地问:是不是县长回来以后,要调任主管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他们说:县长回来就退休了。这是福利,是政治待遇。
  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一般在筵席上,我们都是吃两口就走,那些官员就留下来继续吃。在安徽某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看到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就去了县里,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帮助这个乡修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这个乡,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乡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来,对我们非常客气和热情,非要我们去吃饭。原来,乡政府把修路的3万元拿来在乡政府大院里盖了一个小饭馆。类似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下来的?最让您欣慰、感动的又是什么?

  陈志华: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对我们非常好。在楠溪江,当地连小卖部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吃饭,买卖全靠货郎担。但中午走进任何一户人家,推门进去,主人不会问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问你来自哪里,一定会给你做饭吃。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养蘑菇的地方,累了就睡,主人还特地拿自己酿的酒与我们共饮,女主人听到货郎的号角就会跑出去割一块肉,用梅干菜烙饼给客人吃。
  一次在广东考察,我带着一个女研究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当地气温已有40多摄氏度了,路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地面温度估计有50摄氏度——女学生中暑了。挣扎着到了村里头,女学生就找地方躺下了,我一个人出去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她躺在一张新床新被褥上,一位年轻的姑娘给她打扇子,旁边还放着一碟新鲜剖开的西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姑娘明天就要嫁人了,女学生躺的是她新婚的床。八年后我们再去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位姑娘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已上小学了。
  有一次,当地的市政府不欢迎我们来,市长亲自叫上好几个局长,要带我们走。我说:不仅我要去这个村调查,我还要到隔壁村调查!一个博物馆馆长口不择言,说:别人都可以去,就是你们不可以去。李老师马上记下这句话,我要市长签名证实这句话,回北京我就要上诉。李老师在旁说:××部的部长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学生!也许听了这句话,他们才没有那么凶了。
  我和李老师正要往隔壁村走的时候,5个70多岁的老头追过来,告诉我们不会被招待的,市领导已通知邻居赶我们了。看我们不肯放弃,他们就主动要求陪我们去,带我们抄了一条后门的小路进去,转了一圈后,我拍了不少照片。当时,我心里有气,要求一定要从正面出门。在村门口,村长正带着一伙青壮年在影壁前等着我们呢,还用赶猪的动作要驱赶我们。五位老头勇敢地站在我们前头,护着我们。这件事之后,我一直与这五位老头都保持着联系,经常会去当地看看他们,打打电话。其中有两位已经去世了。中国的农民真好啊,经过了种种打击,仍然善良。

  南方都市报:和您一起做的还有您的研究生吗? 

  陈志华:这些清华的学生素质都很高,十分吃苦耐劳。像我和李秋香老师带的这几位学生,从四川坐火车回北京,今天凌晨5点刚刚到,马上又赶去上早上的课;上完课,就赶到这个实验室来帮我和李老师做整理工作了。平时的学习也十分扎实。虽然是女孩子,但工作更加认真和细致。
  
  [关于建筑保护]
  中国旅游是竭泽而渔


  陈志华认为,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我们缺少专家培养制度。1983年起,他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但仅一年就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局不批,不发文凭;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谁都可以对古建筑保护指手画脚。中国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陈志华就去过五六个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
  
  南方都市报:您的乡土研究工作开展至今,是否收到了成效?现在的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否难度更大了?

  陈志华: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开始受到重视了,但大家的反应还很慢。只有旅游,才真正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旅游的破坏性太厉害了。以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做保护性规划,只做研究性规划,但现在看这种大势,也必须做保护了。
  1989年春天,我去楠溪江芙蓉村,知道了当地有一座明代的芙蓉书苑。因为当时拍照的胶卷不够,我就想秋天申请了课题经费再来拍照、测绘。结果,就在我们走后不到一周,这座书苑就被失火烧掉了。
  1991年秋天,我们到浙江兰溪市的山泉村去,听说那里有一座形制特殊的宗祠,居然还保存着85块历代的匾额。听说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李老师赶到山泉村去,一刻也不敢停留。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走到山泉,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匾被烧掉了,我们去的时候,废墟上还冒着袅袅的余烟,还是热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造成了对乡土建筑的破坏?

  陈志华:对乡土建筑的破坏力惊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增加,一到成年就必须分家,分家就必须造新房,就造成建筑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旅游,都喜欢把旧的拆掉,再按旧的样子新盖一个仿古的,充斥着假古董。旅游把文化内涵也歪曲掉了,这是一个大祸害。服务业、商业一来,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周庄的资源全被毁掉了,浙江的诸葛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控制游客,一天不能超过3000人。
  西方把旅游业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行万里路是为了长知识;而中国旅游业的出发点就是拉动内需,就是直奔经济目标去的,一开始就是错的,它的发展也只能竭泽而渔,带有破坏性。

  南方都市报:这些乡土建筑的保护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陈志华:很悲惨,这个工作我干了20年,感觉选址越来越难。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选址了,这样才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我选址时特意选择那些变化大一些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差异都大一些的。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将更有代表性。
  每次进了一个村子,我就像进了一座宝山一样,很兴奋。从单栋来说,这些建筑价值一般,但从整个村落而言,它们就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独一无二。我们可以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不研究乡土建筑,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同样,不研究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
  用这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建筑,我觉得很过瘾。但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不是标准的人类文化学,否则的话,应该在每一个村落都住上一年,住上一个轮回,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招收的学生都必须去实地考察,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北京有哪些做得较好的文物建筑保护?

  陈志华:文物建筑是建筑的精华部分。就在你来采访的前一天,文物局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北京没有一个文物建筑保护得好。外地还有一些保护得好的例子,但北京没有。文物局局长也没有办法。比如,故宫现在的文物没有地方放,想调到景山存放都行不通,因为两者的主管是不同的。故宫只能往下挖地下室,虽然都知道这样很危险。

  南方都市报:您呼吁过哪些具体的文物保护?

  陈志华:我主要是在做农村的乡土建筑保护。
  
  [关于历史问题]
  下放时我能挑240斤


  陈志华的专长早期是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来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偶然兼教低年级的建筑设计。并且,年年带学生测绘颐和园建筑,并带学生到建筑工地劳动,学会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恢复颐和园古建筑测绘。此外,陈志华更是外国建筑史的专家。他关于外国建筑方面的论著有《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北窗集》,《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以及译作《建筑艺术》(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装饰就是罪恶》、《勒·柯布西埃》等书。
  
  南方都市报:您研究了40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为何却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搞起了乡土建筑研究?

  陈志华:我从小在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一直想做乡土建筑方面的调查。说是1989年开始做研究,其实是那时候我才退休,此前因为一直在大学教书,关得死死的,没有自由,没有条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多,也不提倡教师搞学术研究,也不提倡写文章。
  以前高校里不开放第二职业。清华大学有一个建筑研究院,教建筑设计的专业老师可以轮流做建筑设计,但人多机会少,连他们也未必排得上,我这个教建筑历史的,就更轮不上了。我们做研究不做设计的,都很穷。人家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南方都市报:除了研究,您做过什么具体的建筑工作?

  陈志华:早在毛泽东年代开始,清华大学就有了建筑研究院。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人人都在写诗,连大学教科书都由学生来写,说是要“劳动人民占领舞台”。我有一个朋友在建筑研究所的历史研究所里工作,他们要写教科书,就跑去调查民居。这听起来是好方案,但后来没有办法展开调查了。因为好一点的民居不是地主的就是富农的,而且,这个调查不能纳进庙宇、祠堂、学堂,只选取贫民的民居。那还有什么可调查的?结果做出来的调查非常技术性,只是找一些民居特例,完全回避主人的身份,不谈历史,不谈文化,这种纯技术层面的东西只能叫个案汇编而不可能全面,束缚很多。

  南方都市报:您当初为何选建筑这一行? 

  陈志华:我在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读社会学就是想从事新闻行业。1948年冬天,清华大学解放了;1949年,解放军进城了,我刚念完大二。当时,《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原则犯了忌讳,文法学院没法继续了。我觉得学社会学没什么可做了,就打算转行学理工科。可我的兴趣又在人文,两相结合,就选了建筑学。事实上,到1957年社会学的师生都成了大右派,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我“滑头”,及早逃掉了。

  南方都市报:您参与过颐和园的古建筑的测绘工作?

  陈志华:颐和园的测绘工作是教学任务,我从1953年开始年年带着学生去做测绘色,一直坚持干到“文革”。在“文革”后我还做了两年的这个测绘工作。目前,颐和园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我带着学生去测绘的。
  南方都市报:“文革”中您为何受到不公正待遇?

  陈志华:我是标准的牛鬼蛇神。当时,全国人民没饭吃,允许我写个讲义出版,对我已算是优待了。在讲义里,我引用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写的两段话,是关于奴隶社会里氏族公社成员作为法老的奴隶的种种苦难。这两段非常革命,非常马列。后来,形势更严峻了,为了节约成本,我又重新整理教材,做了一些删减,就把希罗多德的两段话压缩了,保留了一段。这时,我的一位老同事,就贴我的大字报,说“心中无鬼,为什么要把两段压缩成一段?”(当时批周扬也用的是这一条理由。)说我用此来攻击国庆工程,也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当时还有大字报说:喜讯!纠出了建筑系的牛鬼蛇神!
  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跟大家劳动了一年多。劳动时,我能挑240斤!从1969年夏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课,后来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
  
  [关于社会文化]
  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

  今年8月末,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订了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是内地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陈志华对此提出了质疑及批评。他认为:“我们搞乡土建筑,对建筑风水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建筑上的一些现象,……这些在建筑风水里都能找到说法。我们研究建筑风水,是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当成科学来研究的。”经新闻曝光后,这一培训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南方都市报:如何实现建筑的现代性?

  陈志华:必须另辟新区。全世界的经验都是如此。我还在学生时代,欧洲就已经意识到老城的发展问题了,光是旧城改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基本格局也是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吗?

  陈志华:知识分子不提意见,叫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因为责任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什么宜居城市?它们有没有普适意义?

  陈志华:中国目前有些中小城市不错。大城市太混乱,弱势群体受尽欺负。在北京,即使是中等收入的人也不宜居。国家的投入都给有钱人服务,各种问题都是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群来承受。现在,高速公路造到城里来了,老百姓和孩子出门更难,有私家车的人倒是方便了;有钱人占领了基本农田的土地,但一旦粮食短缺,头一个倒霉的却是农民。
  目前,中国一边是穷人,一边是有钱人,有钱得让我们想像不到。有学生告诉我,中国已出现了1.6亿一栋的别墅。凭什么?

  南方都市报:您是做建筑史的,风水学在中国建筑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吗?您为何反对?

  陈志华:因为我对风水学有所了解,所以认为风水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通常是通过科学选址之后,才借用风水做一些辅助性的确定工作,它只是在细节上起调整的功能作用。风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9月初有关部门与高校合办的“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与利益驱动有关。
  在我看来,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些骗子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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