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张正春专访：不后悔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
admin
2006-01-10
来源：景观中国网
《决策》：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机会,您还会义无返顾地去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吗? 张正春：我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圆明园防渗工程的设计规划思路
《决策》：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机会,您还会义无返顾地去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吗?
张正春：我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圆明园防渗工程的设计规划思路是错误的，它不仅严重破坏了圆明园的生态景观，同时彻底破坏了圆明园古典山水园林的艺术风格，对于圆明园的园林风貌和文化遗产整体性价值的破坏都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这个错误的工程实施下去，整个圆明园将会面临灭顶之灾，我想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都会象我一样站出来质疑这项工程。
《决策》：有句古老的西方谚语：有选择就有痛苦，2005年春天的喧嚣有没有改变您的生活,您从这一事件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张正春：去年春天，我带着自己的新书《青藏之窗》来到北京，原来希望说服朋友们关注青藏高原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希望找到一个妥善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方法。没有想到，无意中引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圆明园事件”。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我的行程和计划就被彻底打乱了。为此我倾注了大量精力，也承担了许多风险，失去了一些机遇。然而，在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所得甚多、获益匪浅，至于那些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我个人和圆明园防渗工程一起成为新闻焦点，作为“新闻人物”，在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的同时，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对我构成了巨大压力。时过境迁，我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孔子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在我被激烈批评的过程中，体会到接受舆论监督和良心考验的特殊锻炼，因此，“圆明园事件”对我个人的启发和帮助是一种额外的收获。对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对于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的朋友，无论多么尖锐，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磨砺和考验。
《决策》：2005年国庆，游人在圆明园又可以行船戏水，长达半年之久的博弈似乎就此沉入水底，您会不会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淡忘这件事?
张正春：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寻找失落的圆明园》。这是一位台湾历史学家的著作，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圆明园的。2005年春天所爆发的“圆明园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圆明园的无穷价值，圆明园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都是非常特殊的。
《决策》：在您承担的以下几种社会角色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角色:学者、公民还是环保人士？
张正春：在我的大学时代，做一个学者就是我的梦想。大学毕业20年来，我投身社会实践，做过许多事情，无论成败得失，最满意的仍然是做学问。三尺讲台一本书是我最得意的生涯。然而，我主张做学问要经邦济世，反对做学究死读书。学问之道，在于明德修身，在于济世度人。闭门造车，自我欣赏，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个人的社会角色从来也没有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学者”。尽我所学，尽我所能，至于什么角色都无关紧要。
《决策》：您希望社会怎么评价您在“圆明园事件”中的作用？您认为公众对您的总体评价公正吗？
张正春：和一切必然事件的偶然性一样，圆明园事件也具有某种偶然性，我只是碰巧赶上了一个关键时刻，碰巧触动了引发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迄今为止，我因为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备受关注，额外的荣誉、过高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批评和严厉指责对我来说可谓全方位的考验。
在“圆明园事件”中，我只是尽到了一个普通人应尽的一点义务，如果高标准来看，我做得其实很不够，高低短长，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决策》：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角度分析，您认为“圆明园事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张正春：“圆明园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纯性事件。由于圆明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使得2005年成为大众关注公共决策的特殊年份。在我所经历的“圆明园事件”中，无论是公众舆论的监督，还是各方专家的争论；无论是国家环保总局的环评“叫停”，还是激烈辩论的“听证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形形色色的表现，无一不反映出决策的特殊性、敏感性和复杂性。
任何一个公共决策说到底就是方案的选择，在利益多元的时代，公共决策不可避免要面对利益交锋和矛盾冲突，这就对决策者的判断力和领导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择善而从最终得到一个妥善的方案，既需要决策者的决心与恒心,更需要充分的政策辩论。因为，没有争论、没有监督的公共决策会面临很大的决策风险，在“圆明园事件”中，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将防渗工程这项公共决策从危险的边缘矫正过来。在此过程中，讨论和批评有利于大大提高决策者的决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公众的辨别能力，对于防止决策失误和行政腐败，对于提高管理水平和公共决策的公信力都具有多方面的好处。
《决策》：您对2006年地方公共决策质量有什么样的期待？
张正春：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还是2005年的“圆明园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都是有益无害的。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也是许多重大的公共决策将要出台的年份，如何使我们政府的决策更加成熟，我想透过“圆明园事件”，有一点应该坚信，那就是公共决策在公众参与中失去的只会是“枷锁”，赢得的却是另一个世界。
张正春：我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圆明园防渗工程的设计规划思路是错误的，它不仅严重破坏了圆明园的生态景观，同时彻底破坏了圆明园古典山水园林的艺术风格，对于圆明园的园林风貌和文化遗产整体性价值的破坏都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这个错误的工程实施下去，整个圆明园将会面临灭顶之灾，我想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都会象我一样站出来质疑这项工程。
《决策》：有句古老的西方谚语：有选择就有痛苦，2005年春天的喧嚣有没有改变您的生活,您从这一事件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张正春：去年春天，我带着自己的新书《青藏之窗》来到北京，原来希望说服朋友们关注青藏高原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希望找到一个妥善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方法。没有想到，无意中引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圆明园事件”。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我的行程和计划就被彻底打乱了。为此我倾注了大量精力，也承担了许多风险，失去了一些机遇。然而，在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所得甚多、获益匪浅，至于那些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我个人和圆明园防渗工程一起成为新闻焦点，作为“新闻人物”，在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的同时，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对我构成了巨大压力。时过境迁，我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孔子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在我被激烈批评的过程中，体会到接受舆论监督和良心考验的特殊锻炼，因此，“圆明园事件”对我个人的启发和帮助是一种额外的收获。对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对于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的朋友，无论多么尖锐，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磨砺和考验。
《决策》：2005年国庆，游人在圆明园又可以行船戏水，长达半年之久的博弈似乎就此沉入水底，您会不会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淡忘这件事?
张正春：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寻找失落的圆明园》。这是一位台湾历史学家的著作，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圆明园的。2005年春天所爆发的“圆明园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圆明园的无穷价值，圆明园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都是非常特殊的。
《决策》：在您承担的以下几种社会角色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角色:学者、公民还是环保人士？
张正春：在我的大学时代，做一个学者就是我的梦想。大学毕业20年来，我投身社会实践，做过许多事情，无论成败得失，最满意的仍然是做学问。三尺讲台一本书是我最得意的生涯。然而，我主张做学问要经邦济世，反对做学究死读书。学问之道，在于明德修身，在于济世度人。闭门造车，自我欣赏，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个人的社会角色从来也没有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学者”。尽我所学，尽我所能，至于什么角色都无关紧要。
《决策》：您希望社会怎么评价您在“圆明园事件”中的作用？您认为公众对您的总体评价公正吗？
张正春：和一切必然事件的偶然性一样，圆明园事件也具有某种偶然性，我只是碰巧赶上了一个关键时刻，碰巧触动了引发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迄今为止，我因为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备受关注，额外的荣誉、过高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批评和严厉指责对我来说可谓全方位的考验。
在“圆明园事件”中，我只是尽到了一个普通人应尽的一点义务，如果高标准来看，我做得其实很不够，高低短长，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决策》：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角度分析，您认为“圆明园事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张正春：“圆明园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纯性事件。由于圆明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使得2005年成为大众关注公共决策的特殊年份。在我所经历的“圆明园事件”中，无论是公众舆论的监督，还是各方专家的争论；无论是国家环保总局的环评“叫停”，还是激烈辩论的“听证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形形色色的表现，无一不反映出决策的特殊性、敏感性和复杂性。
任何一个公共决策说到底就是方案的选择，在利益多元的时代，公共决策不可避免要面对利益交锋和矛盾冲突，这就对决策者的判断力和领导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择善而从最终得到一个妥善的方案，既需要决策者的决心与恒心,更需要充分的政策辩论。因为，没有争论、没有监督的公共决策会面临很大的决策风险，在“圆明园事件”中，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将防渗工程这项公共决策从危险的边缘矫正过来。在此过程中，讨论和批评有利于大大提高决策者的决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公众的辨别能力，对于防止决策失误和行政腐败，对于提高管理水平和公共决策的公信力都具有多方面的好处。
《决策》：您对2006年地方公共决策质量有什么样的期待？
张正春：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还是2005年的“圆明园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都是有益无害的。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也是许多重大的公共决策将要出台的年份，如何使我们政府的决策更加成熟，我想透过“圆明园事件”，有一点应该坚信，那就是公共决策在公众参与中失去的只会是“枷锁”，赢得的却是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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