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啥长得越来越相像？

[B]错把他乡作故乡[/B]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这样一件事：2001年，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先生来我国访问，谈他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观感，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开，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 　　这并不是只是专家的独特感受。最近，记者去西部采访到了西安，在闹市区的街道，一位同行感慨地说，如果不看路牌，说这里是北京的某条街道，有谁不信？没有人反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我们的眼前现代摩登起来，马赛克、玻璃幕墙、立交桥、麦当劳广告牌、流行包装……这些如同克隆出来的城市，使人们遗忘了它们的文化个性，文化的趋同性渐渐尘封了文化的多样性。处处设置栅栏的街道、徒劳攀登的过街天桥、遍地开花的开发区、扼杀阳光的高架桥、刺眼眩目的玻璃幕墙、凶神恶煞的石狮子，以及闹眼更闹心的户外广告与劣质城雕等等，还有处处设围的防盗网……城市的形象和个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几乎到了让人难以招架、无所适从的地步。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说，个性缺失是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最大弊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只有突出了个性和特色，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才会是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画家齐白石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城市建设。城市建设中当然需要借鉴先进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这决不等于一味地简单模仿。简单模仿只能导致城市建设的雷同、刻板、僵化，无异于走进城市建设的死胡同。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B]“萝卜快了不洗泥”[/B]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不可否认，高速的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客观上为“千城一面”提供了条件。工业化追求的是统一、标准、快速，流水线是其特点，中国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的特性就难免影响到城市建设。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使建筑材料、技术的运用趋于统一，削弱了地域性和差异性。古代的村落，因为交通不便、材料运输成本高，用的都是当地的材料（如木料、石头），建造技术也是当地的，并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审美情趣和生活习俗，所以都比较有特色。而现在不是这样了，材料在全世界调运，气候也可以通过空调调节，因此特色就不明显了。另外，现在城市的建设量大，速度也快，大家静下心来琢磨的时间短。以前建一幢楼需要很长时间，设计一幢楼也需要很长时间，细细雕琢，每幢楼都是艺术品，而现在每天都在建，建得很多，国内许多城市一年的建设量都超过了欧洲的建设总量。“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快餐式建设容易把以前的城市特色一点点给破坏掉。“这仅仅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而不是造成‘千城一面’的主要原因，否则你就无法解释高度工业化的欧洲为什么城市特色却处理得很好，还应主要在主观上找原因。”杨保军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城市的开发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与这种建设的高速度相比，我们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的认识、规划设计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导致在城市建设上粗制滥造，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表现在认识上，就是贪大求洋、盲目攀比。对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朱铁臻教授概括为：一个是比“个高”，另一个就是比“体胖”。高层建筑成风，你建40层，我建50层、80层，有的中小城市也要建几十层的高楼。有些城市提出“做大做强”，于是就在扩大规模上大做文章，以为规模上去了，效益就上去了。其实，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做大做强”应在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上下功夫。大连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毫无疑问已经成就了中国、至少是北方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大连为了成为没有围墙的城市进行拆实墙、推临建、还地为绿的全民性工程，将屋前、街边零星散地用来绿化。整体绿化体系深入到了每个街区、每个巷道、每栋建筑，同时治理改造大小60多条商业街，完善了城市的服务功能。目前，大连人均绿化面积上升为7.3平方米；城市绿化率达到39.4％，比国家要求的指标高出10个百分点。 　　洋味太浓、盲目崇外，也是造成建筑风格混乱的一个原因。杭州是著名的风景城市，本该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可是杭州市区的高层建筑却逐年增多，如今市中心又建了一座100多米高的市政府大楼。高层建筑从构成西湖自然景观特征的山体后部冒出来，破坏了景区自然、秀丽的整体风貌。吴良镛说，随着建设市场特别是设计市场的放开，一些国外设计单位、设计师得以进入中国大中城市参与城市规划设计，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不结合实际地一味贪大求洋，已给了我们不少教训。一些地方钱花了很多，搞出来的东西大都差不多；有的建筑风格混乱，怪里怪气，不伦不类；有的广场大而无当，不能惠及广大市民；有的所谓商务办公中心建在那里，却很少有人进驻。 　　[B]文化的缺位[/B] 　　“城市建设中个性的缺失，说到底是决策者头脑中科学和人文精神以及创新思维的缺位。”吴良镛点出问题的症结。 　　就在记者写作此稿时，湖北鄂州传来消息，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国时期吴王城遗址被有关部门非法拍卖给开发商搞房地产，由于开发商机械作业、平整场地，部分古城墙遗址遭到破坏。 　　近一段时间，从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忧心：定海古城被拆，襄樊宋明城墙一夜之间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高速路穿过中山陵绿地区，高架桥迫使三元里抗英炮台搬家……每一次都会出现自发的“保卫战”，但每一次几乎都以保卫者的失败告终。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说，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旧城改造太轻率了。历史文化名城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积淀，一个城市正是依赖于不同的文化传承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非常珍贵的品牌资源。城市建筑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魂，所谓托物寄情、托物寄史，如果没有了根和魂，这个民族就飘飘忽忽了。经济和科技可以全球一体化，但不能强调文化一体化，文化应保持自己的个性、要有自己的特色。郑孝燮也说，对自己的文化不甚了了，就会无所适从。 　　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外表看起来高楼拔地而起，实际上缺少文化底蕴，造成千城一面，毫无特色，毫无文化品位。现在一谈城市建设的成绩，就是所谓“面目一新”，不加区别地以为“新”就是好，其实是“政绩”和“形象”的心理在作怪，以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邀功，达到某种目的。朱铁臻教授呼吁，应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观念：开发是政绩，保护也是政绩。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把一座历史性建筑保护好，功德无量，造福千秋。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东说，现在规划和建筑设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其管理也存在问题。许多设计者不注重钻研业务，而是惟经济利益是图，完全听命于开发商，导致建筑平庸和雷同。比如，北京的城市色彩本是灰色调，但一些开发商为了吸引人，偏偏将房子刷成耀眼的亮色，德胜门附近就有一处通体绿色的住宅楼，与周围的氛围非常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