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筑” 漫长的“回家”之路

　　10月30日下午举行的欧盟领导人第六次会议期间，中国国家旅游局与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草签了《关于欧盟成为中国游客旅游目的地、允许旅行团前往第三国的双边协定》。协议涉及到的12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意大利、瑞典和芬兰。这意味着，除丹麦、英国、爱尔兰以外中国公民赴欧洲的足迹将遍布其他的所有欧盟国家。 　　中国人“走出去”的愿望日益强烈，足迹所及的范围将越来越大，对于欧洲更为清晰的认识或许让北京房地产市场上颇有些喧嚣的“欧陆风情”面临挑战。 　　“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中国的所谓‘欧式’建筑。”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爱尔兰人包柏德说，“人们到欧洲去看过之后，会真正地了解欧洲建筑的情况，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更想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城市建筑的批量生产 　　“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部分是在批量生产，其直接后果就是最简单的copy。拱嵌是欧式的，所以拿来拱嵌就认为建筑物是欧式的。”清华大学第一综合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副总建筑师吴耀东博士说。 　　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让一个个“洋味”十足但实用性和品质让人担忧的项目走入我们的视野，同时也造成了城市性格的缺失。 　　北京厚土人居文化研究所所长邓隐峰与包柏德都认为：“10年之后，市场上将会有一批建筑垃圾。”记者接触到的所有采访对象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将北京或者武汉或者深圳的任何一幢建筑物调换位置，人们并不会感受到任何的不协调。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刘太格曾表示：“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开发商的笔调是一样的，这是不可思议的。” 　　包柏德告诉记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北京建筑是故宫和天坛，在他印象中，城市规划的成功案例是丽江。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工程开发成本仅相对于同等规模建筑的一半，却能做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现代建筑中，让建筑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而除去该项目，近年北京房地产市场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则乏善可陈。 　　人们印象中还留着80－90年代初的东湖别墅和香山饭店。2000年末有消息显示东湖别墅已赚回了相当于7倍开发成本的利润，包柏德说，这个外销别墅项目至今仍然保持着周边项目中最高的租金水平，主要是因为贯穿其设计思想的是苏州园林风格。美国《纽约时报》认为“香山饭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座望眼欲穿的有文化价值的建筑’”，采用苏州园林风格设计香山饭店的贝聿铭则被喻为“中国现代建筑民族化的指路人”。 　　华贸中心写字楼群楼采用了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琉璃瓦颜色相同的材质、在连接各高层写字楼的通道外部加上了同样色彩的屏风；整个华贸中心的建筑布局是南北高，中间低，同时住宅部分华贸国际公寓各座的分布与四合院神似，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建筑通过住宅围合空间的手法和思路相呼应。据包柏德介绍，KPF在设计过程中，十分注重寻找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 　　单从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看，在国外设计师和房地产产品消费者努力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部分开发商不仅在简单复制和模仿“欧陆风情”，而且模仿得并不成功，更有业内人士开始进行“新洋屋运动”。业内人士心知肚明，“欧陆风情”事实上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英国、法国、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各异，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可以涵盖各国的文化，而欧洲建筑风格中则包含法国古典主义、拜占庭、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等大量曾经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风格和流派。 　　“目前国内建筑行业普遍欠缺的是设计思想。一个设计作品、一栋建筑或者说一个城市，最可怕的是没有灵魂。”吴耀东说道。 　　我们如何失去“灵魂” 　　2002年，著名建筑出版家杨永生先生在其作品《中国四代建筑师》中，将中国建筑人才划分为四代。而第四代建筑师面对着迷茫，从大屋顶到欧陆风，某些人开始片面追求形式。 　　这与吴耀东对中国建筑思想的发展历程的划分契合。吴将中国建筑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跨度约10年。中国在建筑设计思想方面的发展是进行着“忙碌十年，折腾十年”的循环，而每次“折腾”都几乎让先前的“忙碌”前功尽弃——正如十大建筑之后是十年浩劫。 　　邓隐峰将十年浩劫描述为建筑业的“文化断裂”，也就是杨永先生所说的“十年空白”。在空白之后，中国建筑学界立即面对的是80年代伴随开放涌入的大量国外建筑思想、元素和符号，因而迷茫随之而来。而这种迷茫的根源在于概念、主义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我们缺乏自己的主流建筑设计思想。 　　在刘太格的心目中，欧洲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结合它独特的建筑风格，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他认为，历史悠久并拥有丰富文化的亚洲，也有条件同欧洲一样美丽。但是如果亚洲继续目前的快速发展，这个目标可能无法达到。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我们的目标。吴耀东指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之下形成了“大生产”的局面，这是一种必然：要求开发商们停下来总结既往是苛刻的。吴耀东同时认为，在房地产开发“大生产”的背景下，各地开发商在成功运作一个项目后，不会相互借鉴和总结，并将他人和自己的成功经验融会贯通，这是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一脉相承的建筑设计思想的重要原因。 　　很多开发商非常自豪地讲述着这样一个事实：其企业集团一年的开发量相当于某欧洲国家全国的水平。在“大生产”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结构与欧洲也有着显著差异：国内房地产市场目前主要是开发新盘，而目前欧洲房地产市场5%的成交量是新房，95%是二手房，对于新盘开发政府有着严格的限制。包柏德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应该在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展开，而不是新盘之间的竞争。欧洲的不少建筑历经数百年修建才形成今天的“经典”形象，其建筑思想得以延续也与市场结构有重要的关系。 　　邓隐峰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走过了五个阶段，也描述出了北京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走过的“复制”之路。（见表）1998年后，内销房的销售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卖房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国内广州、深圳等地开发商受到香港“公屋”影响，建造了大批模仿它的建筑，而香港建筑恰恰是殖民地色彩较浓的，国内开发商也就因为这一原因，在其建筑上打上了鲜明的仿欧的影子。直至2000年，Townhouse兴起，为了建低密度住宅，一股照搬欧美的风气也是愈演愈甚。 　　在包柏德看来，这种模仿本身就存在问题：所谓“欧陆风情”事实上并不存在，而这种模仿未能达到“神似”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外生活方式的区别。 　　漫长的“回家”之路 　　美国人认为“纽约人不是美国人”。大部分美国城市中心区很小，周围是大量的别墅等形式的独栋住宅，而纽约人没有开车的习惯，喜欢居住在市中心，这与大部分人住在市中心的公寓里，喜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欧洲人十分相似。而在北京，住在什刹海的多为法国人，其次是英国人，美国人是最少的。东湖别墅的租住者中，60%－70%也是法国人。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在英国人身上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任何重要的事情都难以取代英国人在周末侍弄自己的花园，他们喜欢自己使用工具，在周末成为一个园丁。 　　生活方式的不同阻断了通过简单复制其实并不存在的“欧陆风情”而在市场上获得认可的道路。例如厨房在很多欧洲国家的住宅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所，由于欧洲人的烹饪习惯，厨房大多是开放式的，又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家庭成员喜欢聚集在最温暖的房间——厨房中进行活动，厨房是一个重要的私密空间和家庭活动区域。 　　从空间上讲，国外的房子处于空间中央，是“向外看”的，而中国的传统住宅中，房子在周围，空间是通过建筑物围合而成，是“向里看”的，有些住宅中心设有天井，人对其所处的空间有强烈的归属感。邓隐峰表示，许多住进别墅的中国人仍然是全家三代住在一起，而且中国人喜欢三五成群的居住方式。 　　邓隐峰进一步指出，从前高品质建筑的标准曾经由香港人和外国人来制定，当时难免带有一种价值观的误导，在建筑形式模仿他人之后，不少开发商从施工设备到建筑材料都通过进口获得，给被模仿者巨大的实际利益。而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已经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转为购房者，但是作为主体的购房者的主体意识并未觉醒，这是问题的关键。 　　作为建筑师的吴耀东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认为，目前国内建筑人才仍然稀缺，而建筑人才对于民族化的认识也较为有限，最重要的是，建筑师的梦想在成为现实的建筑物的过程中无法落实到细节。中国目前缺乏高技术的产业工人，而包括门窗、扶手、密封部件等的周边产业仍然需要进一步成熟，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 　　有业内人士认为，121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形态。最近，央行某高层人士表示，121文件中鼓励中低收入者购房的规定是源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当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会对城市住宅产生巨大的需求，这将会是对房地产业“持续的拉动”。城市化运动中需要的住宅在开发成本有限的同时又如何使其具有本土的特色？同时，包柏德认为，在城市化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40－50岁年龄段的人会向郊区聚集，这个年龄段的人会开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仍然需要政府部门的科学调研和规划。 　　民族化道路也并非是一条没有岔路的康庄大道，在众多业内专家的心目中，北京西客站建筑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化案例，因为其中国文化元素并未融入建筑的灵魂之中，是一种“没有生命的”民族化。价值7000万的大屋顶仿佛给穿西装的人戴上瓜皮帽，吴耀东这样形容北京西客站。 　　当然，在民族化的旁边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提示：在拒绝“崇洋媚外”的同时，我们还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可以叫做'国粹主义'。”吴耀东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