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最大的国家，所以更要谨慎”

　　今天的建筑设计师不但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规划者。他的方案决定建筑的命运也影响了城市的未来。从这点看，英国及许多欧美国家的建筑师比中国早走了很多。 　　泰瑞·法瑞尔爵士(Terry Farrell)：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其风格是以比较轻松的方 式对古典风格的建筑进行模仿和创新。他为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香港等世界不同城市完成个性鲜明的建筑设计和总体规划方案。也曾多次参与中国内地的建筑设计与城市改造。 　　在采访法瑞尔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的严谨和对古老建筑的热爱。 　　中国新闻周刊：像爱丁堡这样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城市，新建筑的修建如何进行？ 　　法瑞尔：在爱丁堡，市中心有许多人住在乔治亚时代的居民楼里，这些老楼属于保护行列，是不能推倒的。要建新住宅的机会非常少，都是在周边，那里的建筑没有任何保留价值。 　　现在，中国有不少开发商都喜欢最新颖的西方派作品，这样对城市建设并不好。我倒建议在城市发展的时候，更应该稍微带一点保守的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英国的“城市复兴”在欧洲国家处于什么位置？ 　　法瑞尔：英国只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它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复兴方面做的不错，但是在建筑实施方面没有像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德国、法国做得那么好。 　　英国做得好的就是充分运用了公私合作伙伴的制度，还发明了很多改造的新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和伦敦相比，在建筑修建上作法有哪些不同？ 　　法瑞尔：北京和上海与伦敦及英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相比，规模都大得多。伦敦和北京相比就像一个村落。 　　不过，伦敦的建筑在2000年前就开始建成，从罗马人的遗迹开始，每一个时代都有遗留下来的建筑物。而北京直到20世纪中叶都一直是传统的建筑风格，之后突然间都是非常现代派的。对北京而言，它遭遇的是一种建筑上突发的革命，新旧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哪些是最需要注意的？ 　　法瑞尔：中国的问题就是拆的太多。其实中国的很多传统建筑都非常好，像北京的故宫是世界上人类最伟大的建筑成就。在东南亚，都有类似的问题。而欧洲大部分城市古老的部分都保留下来，当然也有建新的建筑。 　　而中国(城市规划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决策过程。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非常迅猛，从一个不太西方化的社会，到与西方快速地融合，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都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家认为要进步就要新的，而不是保护旧的；他也不会因为保护古老的建筑而出名，而是建了一个新机场或者一条新公路、新剧院，才受到百姓的好评。 　　而决策之所以重要，是这个城市将在你的决策下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理查得·罗杰斯勋爵(Richard Rogers)：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强调建筑的结构和细部特征。代表作品有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英国千年穹顶等。他还是英国城市复兴的决策性人物，并出任大伦敦市长建筑和城市规划的首席顾问。注重“大众空间和社区精神”。 　　71岁的罗杰斯衣着随意、精神矍铄，思路非常清晰。 　　中国新闻周刊：伦敦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为什么还要积极推行“城市复兴”？ 　　罗杰斯：伦敦是一个成长的城市，在成长的同时，人们需要更好的居住环境，现在伦敦有很多房屋太陈旧了。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从过去的这些建筑中找出值得学习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伦敦在“城市复兴”的规划中重点将做哪些方面的改造？ 　　罗杰斯：主要时针对伦敦市两个方面进行改造：第一个就是如何使公共空间十分文明，尤其对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欧洲有些城市在城市空间文明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意大利的维罗纳，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丹麦的哥本哈根等。 　　我们为此制定了一个8年计划，8年内将行人和自行车使用的空间还给他们。 　　第二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人们从居住、工作、娱乐几方面有一个整体性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住房。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何建议？ 　　罗杰斯：你们的国家是最令人兴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它在财富方面的增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正因为你们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所以更要谨慎。因为一旦出错，就是一个大错误。不像我们，变化缓慢，即使出错也是小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