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划应运而生

　　19世纪，美国快速的商业社会和城市发展迫切要求完善城市设计，建造漂亮房屋，保护私有财产，实行功能分区，这些要求导致了所谓的城市美化运动(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美国第一个城市功能分区条例(New York City Zoning Resolution)于1916年在纽约推出，之后分区条例在各城市进一步确立和系统化，成为规划行业的执行标准。分区条例一方面对城市各区作使用功能的规定，另一方面控制拟建建筑物的面积、高度、以及和道路的关系。分区条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地产投资和土地价值，但日后它表现出相当严重的负面作用：它使城市被分成物以类聚的、内向而彼此孤立的小区，造成人和社会功能的分裂。

　　分区条例中最受争议的一项功能是以社会阶层为主要依据，对特定区域内的住宅类型实行控制，这类分区规定被人们称为排斥性分区(exclusionary zoning)，它实际上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包括种族、年龄、阶层、家庭类型等差别，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美国的许多郊区地带至今依然保持着这种典型的隔离模式。

　　城市日益严重的分裂现象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状态表示疑惑和不满。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她1962年的畅销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最早对城市中心的贫民窟清理、城区内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功能分区条例等城市建设原则和策略提出质疑。这一重要著作已经成为美国城市地理的经典，它的核心是呼吁城市的不同功能、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之间相互融合。雅各布斯的思考很快在设计行业中获得支持，里昂·克利尔(LeonKrier)的城市设计便是围绕反分区的思路展开的，他提倡在规划中用步行尺度的综合功能的邻里单元来代替单一功能的城市各类小区。

　　而从美国城市发展的历程上看，由于区内行政分割和定位不同，将会产生许多区域性的矛盾和问题，区域规划方案难以实施。如洛杉矶大都市区内住宅与就业严重不平衡，许多人住房离上班地点有100公里以上，上班驾车来回要3～4个小时，不仅导致交通拥挤，而且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南加州政府协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在就业机会大大多于住宅数量的区域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但该项政策遭到这类区域地方政府的坚决反对，根本无法实施。此外，像机场、发电厂、垃圾填埋场和转运站、污水处理厂等这类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选址过程颇伤脑筋，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态：别盖在我家后院！所以各地方政府特别是社区居民对这类项目布局总是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如洛杉矶98%的垃圾填埋场已接近饱和，选择新址非常急迫，但又十分困难，几乎是每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均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在远离洛杉矶的东部印地安人居住区找到一个停开的铁矿才算解决问题。目前这个垃圾填埋场已投入使用，每天需要用火车装运垃圾。此外，像戒毒所、“半途之家”（犯人临近刑满释放前的过渡性住所—编者注）以及中低收入住宅等社会设施的布点也面临同类问题，各个区域的人们一般不愿接受。

　　二战后，单纯的“经济发展观”逐渐为各国听摒弃，代之以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由此社区发展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社区规划也应运而生，它不同于战略性、技术性很强的城市规划，更多地关注基层社区的具体生活环境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两者的规划范畴、制定程序、关注的焦点都有很大不同，甚至会存在某种对立。社区规划的“亲民”本性，使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面临更多的争议。

　　美国的社区发展非常活跃而富于成效，其中遍及全国的社区规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层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规划，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抗议和斗争的形式，在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上，争议仍在继续。

　　公众的积极参与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必然会推动社区更好的发展，改善社区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纽约市的社区规划表现为一种官方规划的形式，但其具体制定则可划分为两个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彼此影响的过程。一是自上而下的立意于促进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规划”，由社区委员会具体操作，目前处境比较尴尬，规划地位尚未确立，可以说是一种立足社区而不讨好的官方规划。从资金和技术上都得不到有效支持，规划的实施更是难以保障。另一个则是切实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捍卫自身权益的基层社区运动，可称之为“平民规划”过程。社区广泛的居民参与尤其那些表现激烈的抗议活动强烈地影响着官方的社区规划过程。使得社区规划更能反映居民的需要和切身利益，体现人本关怀和社会公平。社区规划的最终制定从某程度上是社区抗议和斗争的结果，这也恰恰反映了社区规划立足社区、服务社区的本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