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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遗产保护中的“运动化”苗头

admin 2006-06-15 来源:景观中国网
  若说20世纪中国是个“文化极端主义时代”,那么,去年年底由学者推动、由国家颁布的“文化遗产日”,其意义便不可小视。20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在那一百年中,国人为摸索民
  若说20世纪中国是个“文化极端主义时代”,那么,去年年底由学者推动、由国家颁布的“文化遗产日”,其意义便不可小视。20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在那一百年中,国人为摸索民族复兴的道路,频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在短短的光阴里遭遇太多事件,恨不得时间过得再快点。在战争与饥饿中牺牲,无疑是代价中最沉重的;而为了获得文化的现代性而不惜破坏自己的传统,牺牲自己的文化,这一代价,一样的沉重。“文化遗产日”的颁布,使保卫传统的民间呼唤,被官方认可和接受(甚至可能被推为新口号)。保卫传统的呼唤,过去往往被主流的“去传统政治”所淹没。“文化遗产日”的颁布,改变了这一局面。国家颁布“文化遗产日”,是纠正“文化极端主义”错误、还遗产应有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

  有次我跟几位学界朋友闲聊,谈起我对于“文化遗产日”的态度。他们中有几位跟我意见大致相同,而有一位却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旦蜂拥而上,便可能沦为企图从政府获得“资源”的各色人等的牟利手段。他列举出了一些学者姓名,接着说:“哎呀,他们都忙乎得很啊,到处搞所谓的遗产调查,到处参加各级政府在五星宾馆召开的所谓文化遗产学术讨论会,学问都不做了……什么文化遗产啊?这些所谓学者,招摇撞骗而已。”

  如此批评,先使我想起遗产旅游(及其文化破坏作用),之后使我回想起些许相关观察。我曾作为局内人从某个富裕地区政府部门了解到,几年以前,这个地区已投入几亿元来申请进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钱了是好事,这下省、市、县各级的有关部门和学者都来参与其中,申报项目的有,申报研究课题的也有。项目与研究中,有的确是与申报工作的主题直接相关,可是,有的却只有间接或次要关系,甚至许多与之毫不相干……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几年间,整个地区闹成一团,报纸、电视不断报道,政府为了增加当地遗产的知名度,每年耗费钱财举办“文化节”,邀请各方神圣来宴会与旅游。整个地区,多年来宣传费用居高不下,文化活动极度频繁;本来许多也该保护的遗产没保护,为了突出被选择的遗产在当地景观中的地位,政府强行拆除了不少本来也具有同等遗产价值的建筑。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给的名额特别有限,几年后,本来可以用来建设一所高等院校的数亿元花光了,“遗产”申报工作却没了下文。对于如此“申遗”,平时被传媒“轰炸”得天天盼望好消息的老百姓,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他们终究是纳税人。

  我对于“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也景仰那些为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奔走呼号的前辈。如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动用重金来营造我们生活的文化氛围,没什么错。然而,我那个朋友所发的牢骚,却也非毫无道理。

  近些年来西方“遗产”观念“东征”(观点是英国历史学家David Lowenthal提出的),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此相关(一如现代性的追求,这样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觉”,有步西人之后尘的嫌疑)。作为研究者,我怀疑这种“自觉”的独创性,但为了理解,我还是相信它源于一个值得肯定的观念转变:在此之前,国人都误以为,凡是现代人都应反对以至破坏传统;如今人们才意识到,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我们也需要珍惜自己的过去。然而,难道中国的事情,都得通过“运动化”才能落实?

  对于遗产保护,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欣喜地看到这有助于国人摒弃“文化极端主义”;另一方面,我觉察到遗产保护已有“运动化”苗头。我以为,文化遗产源于历史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再创造”。遗产保护是好事;好事无疑永远是事儿,但要留住这个词汇中的“好”字,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防止好事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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