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焦虑 谁敢担保不会唱“空城计”？

　　多位文艺界知名人士呼吁，国家大剧院应早日定下主管单位，以利未来演出运作 　　国家大剧院就在窗外，正在真正意义上浮出水面。但这个将被水环绕的巨型蛋壳状建筑越是快速地生长、成型、逼近诞生，周志强的心里就越是充满了焦虑感。作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大剧院演出经营部部长，他深感国家大剧院软件和硬件建设的不同步，而这两只脚之间的距离已超过了周志强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他感到自己“快要被撕裂了”。 　　他从办公室里注视着这个轮廓已成的大蛋壳，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并快乐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是公众关注中心的国家大剧院建设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去年12月初，人们才发现，这个巨大的蛋壳形钢架屋顶居然已经竣工了，而整体工程竣工也指日可待。于是，问题从建筑本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未来的使用、管理问题。 　　今年2月中旬，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文化部已在考虑国家大剧院的第一轮演出问题，准备面向国内外著名院团征集剧目。 　　这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可是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隐忧，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大剧院演出经营部部长周志强不久前就接受媒体采访说：谁敢担保国家大剧院不会唱“空城计”？ 　　吴祖强的两次政协提案 　　多年来，多次呼吁，吴祖强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关键是没人能拍板”，吴祖强说，艺术委员会所能向上反映的渠道中，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定夺其提出的问题 　　关于国家大剧院软件建设的担忧，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是最早提出的。从2000年6月，他就有文章见诸报端，指出确定首演剧目是一个要紧课题，同时指出应尽早筹划国家大剧院的日后运营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祖强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主管”。由于国家大剧院的主管单位迟至今日还没确定，剧院的体制、管理方式、运营模式……凡此种种，目前根本无从谈起。 　　吴祖强说自己“将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呼吁落实这些问题”。其实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吴祖强就已进行过一次提案呼吁。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有点“未雨绸缪”的色彩，则今年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境地，而事情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2月26日，也就是全国政协常委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吴祖强给记者看了他去年在政协会上提案的复印件，标题是《国家大剧院体制及主管部门应尽速确定；有关必要准备工作亟待商定并积极着手进行》。这是一份手写文稿，后面还附有刘秉义、刘锡津等九位来自文艺界的政协委员的亲笔签名。 　　“今年的提案内容和去年的基本一样，但会增加一些具体建议。”吴祖强说。 　　吴祖强将大剧院的主管和体制问题的紧迫程度比成是“火烧眉毛”。“具体点说，比如，国际著名院团的演出日程一般都排到了三年以后，有的甚至能排到七年。按照国际惯例，必须提前三年谈判，提前两年签约。大剧院马上就要完工了，如果确定不了主管单位和管理体制，怎么和人家谈判？谈不下节目来，到时候演什么？”他认为，大剧院软件，也就是管理和运营，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硬件建设更复杂。 　　但这份焦虑万状的提案去年并没有得到答复。 　　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之后的两年，媒体报道多次说，艺委会已开始着手国家大剧院首期演出剧目的选定，并说艺委会将通盘谋划并参与大剧院的建设、演出、经营、管理等问题。 　　“当时的报道对艺委会工作的理解有偏差，”吴祖强说，“艺委会不是演出运作机构，而是建设期间的硬件咨询机构。从组建到现在，艺委会总共提了70多条建议，都是有关剧场建设方面的。比如去年大剧院音乐厅要订购一个管风琴，我们就到欧洲考察，最终确定用德国的。由于报道有偏差，结果连国外都误以为我们在管大剧院的首期演出，都来找我。”另外，“艺委会开会最多的时候就是讨论设计方案的时候，艺委会并不是有一个地方天天上班，它不是行政机构。” 　　多年来，多次呼吁，吴祖强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关键是没人能拍板”，吴祖强说，艺术委员会所能向上反映的渠道中，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定夺其提出的问题。 　　2月27日夜，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的当天晚上，吴祖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提案已经提交审议，今年有40多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签名，另外他还要争取一次大会发言。 　　需要一个主管 　　大剧院明年就建成了，可直到今天，周志强一个意向书都不敢签。“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谈意向，我手头有21个意向。” 　　周志强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国家大剧院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国家大剧院演出经营部部长。当记者问起这两个职务的关系时，周志强说：“艺委会办公室主任是艺术委员会的职务，而演出经营部部长是业主委员会的职务。” 　　谈到已接近胜利终点的硬件咨询工作，周志强很兴奋：“这几年，我的满意之处是许多使用功能上的建议得到了实现。在我们的建议下，音乐厅上空建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资料中心，这是别的剧院都没有的；在戏剧场的上空，建了一个新闻发布厅，将来那里可以成为文艺记者的沙龙。不太满意的是，我们在灯具上的缺口不小。但按照规定，预算是不允许突破的。” 　　而谈到主管、首演和体制等软件问题，周志强马上陷入激动和焦虑。 　　按道理讲，拥有双重身份的周志强的工作应该包括今后运营队伍的建设，演出策划队伍人员的建设，而且应该在建设初期就着手筹备管理队伍和管理运营方法。但事实上，周志强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为硬件建设服务”。 　　大剧院明年就建成了，可直到今天，周志强一个意向书都不敢签。“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谈意向，我手头有21个意向。” 　　去年11月，演出计划已经安排到2007年的英国皇家歌剧院希望2005年能挤出时间来国家大剧院演出，周志强非常渴望促成这个合作。 　　“这就涉及到演出成本如何核算的问题，怎么与人家谈？我是用纯商业性的方式谈判，还是用公益演出的方式来谈？如果不在建设开始就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弄清楚，什么问题都谈不了。” 　　以上问题都牵扯到国家大剧院运营时的体制。比如票价取决于公益与否，而公益与否又取决于体制——大剧院是商业性公司还是国家的文化事业单位。 　　以上软件问题，业主委员会也做不了主。 　　周志强苦笑着说：“这是一个怪圈，绕绕就又绕回来了。”与吴祖强一样，周志强总是要费一番努力才能让记者听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而他们经过多年思考，最终都将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主管上，并坚信，只要有了能拍板的主管，体制问题和公益演出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局外人往往会有这样一个思路：能不能把急迫的事先做出来，等主管明确后直接交上一份答卷？ 　　但周志强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曾调进了4个人，都年富力强，有10年以上中央级院团工作经验，负责舞台设备验收等工作。“调进来几个是可以的，但是调进来70人，肯定就不行了。”周志强说，未来开业后的大剧院，此类人才至少需要70位。 　　而且，周志强调进来的人，实际上吃的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预算，即众所周知的26.88亿元人民币，这笔预算里并不包括开办费。 　　大剧院开门所需要的开办费是多少？“三个亿吧。” 　　目前大剧院没有专门的开办费，三个亿向谁去要？答案还是需要一个主管。 　　主人和主管 　　国家大剧院面临的割裂状态似乎无处不在，就像周志强有的两个身份一样，连国家大剧院的地下停车场也有两个功能 　　国家大剧院难道没有主人吗？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石碑胡同的国家大剧院工地入口处，挂着三块牌子，其中有一块上写着：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 　　“提案呼吁的不是主人，而是主管。”77岁的老教授吴祖强曾特意纠正记者的用词。那么主人是否能行使主管的权力呢？ 　　3月2日下午，在大剧院工地西南侧的一座破旧红砖楼的二层，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给记者讲述了业主委员会的由来和职能。 　　大剧院项目立项后，中央决定成立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由三家组成：文化部、北京市、建设部，由北京市牵头。 　　“国家大剧院是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业主实际上是国家；业主委员会受国家委托行使业主职权。”这位来自北京市、具有研究员职称的书记阐明其中的关系。之所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而不是成立人们所熟悉的工程指挥部，用意是以经济行为代替行政手段。 　　业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规划部、工程部、通用设备部、舞台专业设备部、预算部、演出经营部等部门，对项目的建设、投资、进度、质量以及建成后的使用负责。 　　最初三家业主的大致职责是：北京市负责建设；建设部负责质量管理；文化部负责运营管理和筹备。“业主委员会组成之后，需要北京市包揽才能办成的事比较多，职责也就模糊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后的主管很可能是在文化部和北京市之间作抉择。 　　按照吴祖强的想法，这个主管应该是文化部。这也是吴祖强提交的第二次提案的重要的具体建议。他认为，主管确定为文化部之后，可以再建立一个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形式的委员会，把大剧院有关各方重新组织起来。可以考虑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比如商业演出运作公司、剧场管理公司。 　　他认为，大剧院的管理单位应该是国家的文化事业单位。而大剧院演出的性质是公益性的，收获应该讲道德收益、文化收益、形象收益，而不要单纯以金钱来衡量。 　　周志强对此持相同的看法，他讲述了他对国家大剧院中“国家”一词的理解。“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叫国家大剧院而不是别的大剧院？然后是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大剧院？”结论是——“文化部来代表国家是最合适的”。 　　但北京对此做的大量的工作则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国家大剧院的地下停车场。 　　国家大剧院面临的割裂状态似乎无处不在，就像周志强有的两个身份一样，连国家大剧院的地下停车场也有两个功能：这个停车场既是天安门西侧改造工程的公共设施，又是国家大剧院的附属设施。 　　停车场拥有近1000个车位，1400多个自行车位。在大剧院原来的设计方案中，这个位于大剧院地下的停车场是大剧院的附属设施。后来大剧院设计方案改动，停车场还保留，但从功能上讲，它不再只是大剧院的附属设施，新增加的功能是：天安门西侧改造工程的公共设施。 　　了解北京的人都知道，天安门附近没有一个大的公共停车场。如果去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国家博物馆、中山音乐堂休闲娱乐办事，停车难于上青天。因此，大剧院地下停车场新增加的功能无疑会缓解这一矛盾。 　　既然作为天安门西侧环境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国家大剧院地下停车场的建设就不再动用大剧院的建设预算，其建设资金一部分由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共同承担，另一部分由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贷款解决。 　　而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中有这样一种想法，觉得贷款不如商业运作，再说停车场也需要非常复杂专业的管理运营，不如像东方广场一样，把停车场的融资、建设、运营承包出去。 　　停车场合作公司找得很顺利。 　　去年5月末，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与北京市金地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天安门地区西侧环境改造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国家大剧院)合作协议”。 　　金地公司是北京城建与建设部共同出资成立的企业。根据合作协议，金地公司融资建设大剧院停车场，建成后有25年的承包经营权。 　　建成停车场，并把经营考虑在前面，以免未来措手不及——这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更几乎是值得赞赏的。 　　但来自北京市以外的其他部门的业主委员会工作人员也产生了可以理解的质疑：停车场算是国家大剧院的配套设施，北京市怎么单方面就决定了呢？ 　　确实，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剧院，停车场都是专用的，甚至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割裂开来经营，到时候如何保障地上面的大剧院和地下的停车场之间的协调顺畅？如果有大型演出，停车场能否保证虚位以待？ 　　与停车场一样，大剧院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绿地也成了天安门西侧环境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未来既可以说是大剧院的绿地，又可以称作天安门西侧文化休闲广场。绿地的建设费用也不能动用大剧院的预算。 　　绿地和停车场，作为天安门西侧环境改造工程的组成部分，总投资为2.5亿元，北京市出钱。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大剧院本身的投资预算26.88亿，控制得非常到位，是绝对不能超出的。 　　过去大剧院的建设费用是财政部把钱拨到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账上，然后大剧院根据合同支出。从2002年6月起，中央财政体制改革后，大剧院预算改为国库直拨：现在大剧院跟乙方签合同后，把合同报到财政部，财政部再根据合同上的付款日期，把钱直接付给乙方，不再经过大剧院。这样，大剧院预算的支出就得到了更为精确的保障。 　　这样的精算，以至于建设前没有预计到的施工困难所导致的费用增加，都没有对大剧院的预算形成威胁。比如深坑周边的“围墙”、“非典”后对大剧院中央空调系统的改进，都没有突破预算。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大剧院建设的很多外围工程，就必须由北京市承担。吴祖强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北京市的参与，大剧院的建设绝不会像今天这么顺利。大剧院从长安街向南撤70米，涉及到的拆迁和大市政配套，也属于天安门西侧环境改造工程范畴，北京市为此单独出资8亿多元。 　　因此，最终的主管问题，无疑是需要国家谨慎定夺的。 　　继续等待？ 　　面对即将浮出水面的国家大剧院，演出公司和剧院管理公司会无动于衷吗？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公司早有此心，但也陷入到焦虑当中 　　周志强曾在日本新国立剧院研修过三个月，管理模式十分推崇。日本文部省每年给新国立剧院20%的补贴；同时新国立的理事会由丰田汽车等19家实力雄厚的企业财团组成。他们不干预演出方式，不干预节目制作，只承担掏钱的义务。只是在大剧院前庭，有理事单位的名牌。 　　艺术家们的想法是，国家大剧院应成为上层建筑的象征，而并非是单纯的工程奇迹。 　　但大家对于未来国家大剧院的管理模式，还只能处于猜想阶段。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认为：“国家大剧院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怎么定性目前还没明确。但我个人认为大剧院今后的运营和管理，都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意识，和开放的方法来考虑，绝不能搞传统的大锅饭，应该搞市场化运作。市场化运作不一定意味着票价必定就贵。” 　　面对即将浮出水面的国家大剧院，演出公司和剧院管理公司会无动于衷吗？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公司早有此心，但也陷入到焦虑当中——他们目前的问题也是找不到“主管”来运作。他们能到哪里去自我推荐呢——是北京市、文化部，还是建设部？目前他们或者等待，或者就只能找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或自己认定的主管方面探探口风。 　　在中华世纪坛位于地下的办公室里，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建秋对记者说，如果社会资本可以介入国家大剧院的运营，歌华当然愿意尝试一下。歌华公司是北京市下属文化企业，曾成功运作过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中国的演出。如果国家大剧院的主管确定为北京市，则歌华的优势就会相对大一些，目前歌华还没有剧场，但有经营剧场的打算。去年歌华集团总经理还曾专门去欧洲，对德国和法国的剧场经营做了考察。 　　姜建秋认为中华世纪坛就是国家文化设施项目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探索。中华世纪坛的整个形象是国家的，但投资、产权、运营基本都归属歌华。 　　而在北京管理较成功的保利剧院的一位领导则向记者表示，保利对于介入国家大剧院的管理与经营，“兴趣也有，能力也有。” 　　另外一家具有实力的公司是文化部下属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曾经运作过实景歌剧《图兰多》等大型项目，号称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演出供应商、中国境内最大的国际演出营运商。而他们对剧院管理的介入是从2000年，开始负责经营管理北京天桥剧场。 　　如果国家大剧院由文化部主管，中演公司似有先天优势。中演公司总经理张宇没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但有媒体报道，文化部新闻信息处处长陈向红曾经透露，向国内外征集和选拔首演剧目工作刚刚展开，新成立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工作小组，组成部门包括中演公司。 　　对于未来管理班子的人员问题，王争鸣表示，大剧院建成之后，业主委员会原来的工作人员将转变为大剧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各种培训已陆续进行，第一批去法国进行舞台、剧场技术培训的人已经回来了。 　　按照计划，国家大剧院将在今年底完成建筑安装工程。2005年1月，转入设备调试和试验性演出阶段。2005年9月，第一个演出季开始启动。 　　时间太紧迫了，以至于即使文化界的人士也着急先定下一个主管再说。 　　周志强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采访的：“我个人希望主管是文化部，但只要能保证艺术水准，保证演出的公益性，谁来做主管都可以。” 链接 　　国家大剧院建在北京繁华的长安街南侧，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西边。 　　这项工程由国务院1998年4月正式批准立项建设，2001年12月13日正式开工，预计2004年年底完工，2005年下半年即可以进行首演。届时，这里将成为我国最高艺术表演中心以及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艺术殿堂。 　　筹划国家大剧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6年前。早在1958年，中央就已经将国家大剧院批准立项，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但当时由于资金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工程一拖再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艺界倡议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在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使得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正式确定下来。1997年，大剧院建设地点被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199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经过近40年的曲折历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终于破土动工。 　　大剧院的建筑设计方案通过对投标的69个设计方案进行两轮评选、三次修改、多次论证，最终采纳了由法国巴黎机场公司设计、清华大学配合完成的方案，设计师为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根据该方案的构想，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将是在巨大的绿色公园内被一泓碧水环绕着的椭圆形银色大剧院，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与昼夜的光芒交相辉映。大剧院的四周是部分透明的金色网状玻璃墙，透明的穹顶从建筑内部能够看到外面的天空。整个大剧院犹如“一滴晶莹的水珠”，也有人称它为“蛋壳”。 　　2003年12月3日下午，随着最后一根钢梁成功安装，国家大剧院工程最关键的钢屋顶结构全部完成。从2004年初开始，大剧院迎来更加紧张的建设。包括“蛋壳”安装、内部设备安装、门前大水池和地下停车场的修建等多项工程同期进行。预计整个工程于2004年年底完工并开始音响设备调试，2005年5月将具备演出条件。 　　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将成为中国最高艺术表演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约13万平方米，地下附属设施约5万平方米。为满足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需要，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组成，可以容纳近5500名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