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2013年是英国《1913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The Ancient Monuments Consolidation and Amendment Act 1913）颁布100周年，这是英国为保护古迹而制定的较为全面的法律架构。在英国，人们从保护意识淡薄到逐渐产生珍视、保护古迹的意识，再到付诸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负盛名反遭拆毁的建筑

　　18、19世纪时，英国的大多数历史遗迹都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可任意处置遗迹，甚至包括将之夷为平地。英国雅芳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有座名为“新宫”（New Place）的房子，这是莎士比亚的故居之一。据“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介绍，包括《暴风雨》在内的莎士比亚最后一些作品是在“新宫”完成的。1616年，莎士比亚在此逝世。“新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使它成为闻名遐迩的朝圣地。

　　然而，英国广播公司官网3月7日刊发文章《拆莎士比亚故居的人》（The Man Who Demolished Shakespeare"s House），援引英国建筑史学家加文·斯坦普（Gavin Stamp）的话介绍称，1753年，教士弗朗西斯·格斯特尔（Francis Gastrell）购买了这栋莎士比亚故居，但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慕名拜访者、文学爱好者弄得焦头烂额。格斯特尔先是亲手砍掉了莎士比亚在花园中植种的一株桑树。到了1759年，格斯特尔甚至直接拆掉了整栋房子。

　　实际上，在英国历史上，此类事件并不少见，如1808年，亚历山大·蒲柏的一座屋邸也是由于相同原因而被拆毁。斯坦普表示，这些故居、遗址被人拆毁的原因是这些建筑极富历史意义，以致慕名而来的拜访者惹恼了房屋所有者。“格斯特尔等人由于是房子的主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而他们对个人财产拥有绝对权，也令政府无权干涉其行为。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被拆毁的原因实在令人唏嘘。”

　　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之路

　　18、19世纪，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仅限于少数激进分子，并非社会主流思想。不过，这一小部分人将意识诉诸行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也正是他们塑造了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雏形与基础。这其中就包括政治家约翰·卢博克（John Lubbock），他促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案。

　　19世纪末，巨石阵是英国民众游玩的好去处，但游客遗留下来的垃圾和残留食物吸引了老鼠、兔子等动物。这些穴居动物的造访对于巨石阵的地基来说并非好事，巨石阵岌岌可危。据英国建筑评论家乔纳森·格兰西（Jonathan Glancey）说，巨石阵其中一块矗立的巨石已经断落，一个过梁也折断了。另外，不少游客在巨石上刻凿文字、图案，甚至从巨石上凿下碎石以作私人留念。人为破坏和不善保护致使其他史前文化遗产的命运和巨石阵一样，前途未卜。

　　1871年，巨石阵面临出售。闻此消息，卢博克决定以行动拯救巨石阵，他说服了巨石阵当时的所有者，购买了这一史前遗迹。格兰西表示，“卢博克意识到，巨石阵是英国的文化标志，是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根基”。然而，卢博克不可能购买所有受到威胁的古迹。因此，立法成为他保护古建筑的重要途径。卢博克草拟并提交了《古迹法案》（The Ancient Monuments Bill），该法案提议政府有权没收任何受到所有者威胁的史前遗迹。

　　然而，这一做法在当时被视为激进、极端的举动，法案一直未获议会通过。但卢博克并未放弃，1882年，英国终于通过了《1882年古迹保护法》（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 1882），正式开始了针对历史遗迹的立法保护。不过，这一法案却将卢博克所说的“没收”变为了“自愿”民众自愿将私人拥有的古迹交付政府。尽管如此，该法案还是在英国民众的意识中植入了一个新观念，即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国家可以比私人所有者做得更好。同时，该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私人古迹所有者施加了压力。

　　英国古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之路并未就此停止。《1913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的出台，取代了此前的三项法律（《1882年古迹保护法》、《1900年古迹保护法》、《1910年古迹保护法》）。在该法律的规定下，英国建立了古迹委员会以监督古迹的保护工作，保护范围也扩展到古迹的周边土地。土地所有者必须参与古迹的修复工作，不配合保护、修复工作的所有者可能被罚款，而拒缴罚款将面临牢狱之灾。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英国古迹署负责人西门·赫尔利（Simon Thurley）表示，“《1913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赋予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以强制性。事实上，这一观念正是卢博克提出的法案的精髓。”尽管如今看来，这一法律显然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但却掐断了土地所有者为所欲为的念想。

　　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根源

　　英国爱丁堡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苏格兰建筑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建筑保护学教授迈尔斯·格兰丁（Miles Glendinning）向本报记者表示，除立法外，民众对历史遗迹的正确认识是保护工作成功的关键。“英国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史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1800年左右，其主要特点是古迹为私人、组织所有。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起，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70年代渐入高峰。第二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卓有成效的原因并非全是立法的功劳，其中合理的规划体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兰丁告诉记者，谈及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就不得不将其放在欧洲历史的背景之中。每个遗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段传奇历史，它们盘根错节，融于欧洲现代化进程之中。保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启蒙运动的光辉照耀下，人们发现了它的必要性。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文明间的密切相关性在战争年代、社会动荡时代尤为凸显，社会巨变、生活动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保护”、“稳定”的迫切需求。在针对历史遗迹的保护运动中，渗透着人们对历史命运和历史损失的感慨。

　　格兰丁认为，历史遗迹的保护是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遗迹的保护对象不仅限于各种建筑物，还涉及其他议题，例如环境政策、市政规划、住房供给、城市经济和旅游业，甚至包括战时破坏和重建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吸引着，也势必继续吸引着来自多方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