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委员：城市建设应避免八种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城市物质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对城市文化建设却重视不够。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建议，我国的城市建设中，要切实加强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城市文化危机加剧。

　　单霁翔委员认为，我国城市建设要避免出现以下八种倾向：

　　第一，城市记忆的消失。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第二，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些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城市面貌正在急速地走向趋同。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布局雷同、风格相仿的城市街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第三，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大幅度扩充城市用地，大面积的增加建设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而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第四，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实现人们对城市特色景观的追求和丰富形象的体验，而且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势而不顾城市环境，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做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量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轮廓线，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而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第五，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和征服来满足自身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热岛效应加剧、交通堵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绿色空间减少、安全空间减少、人的活动空间减少。同时，城市改造中的大拆大建造成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错位、超载开发更使不少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环境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趋势。

　　第六，城市精神的衰落。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目前不少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第七，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而且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用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但是，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导致往往城市问题已然成堆、积重难返之际，才开始采取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而为时已晚。

第八，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在文化领域，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