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应为城市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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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03
来源：景观中国网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矗立了８０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尔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矗立了８０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尔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二十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福州三坊开巷被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定海老街区被拆。
旧城改造的另一个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拆”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靶心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过早被拆除的同时，危房众多的棚户区又被认为住户过多，改建效益低而长期保留了下来。
标志性建筑模糊不清
北京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上海有外滩和东方明珠，香港有中银大厦和香港会展中心。同时，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的城市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热中的一大误区。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是向外界标志城市独特存在价值的商标和载体，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还有设计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手。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伟来定，难怪人们称之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繁华都市。
疯狂克隆
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出的像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国银行大厦、紫金山体育场这样具有“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说：“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我希望能尽量帮助他们找到新方式……那将是一种能被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以多种途径加以再现的方式。我认为那是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风格的唯一手段。这就是中国建筑复兴的开端过程。”
当我们称道希腊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纤巧华丽、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故宫天坛的博大辉煌时，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什么东西呢？
盲目国际化
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金融街一度被称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现在人们意识到各类“现代”建筑正在把这个文化的北京淹没在城市轮廓线以下。
轰动一时的珠海西区开发曾托举着珠海的大梦想。《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９—２０２０）专题报告》却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七分之一，珠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为原设计能力的１０．８％，需投资２００亿元资金建设的伶仃洋大厦搁浅。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成百上千万市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花了３０年时间建了５座新城才移出７５万人，以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汉城花了７年时间才使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４％。
有环境没艺术
专家指出，景观设计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除台湾外，在建筑、园林类大学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目录于１９９７年被全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年来新开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原来的八倍多。许多建筑系的教师忙于弃教从业，更培养出只视建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事实上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来完成。
新的建设高潮在有限的旧城区内无休止地要面积，欲望的扩张和对金钱的渴望窒息了建筑艺术。一些开发商只管盖房子，大门口以外的环境无人投资，建筑程序上没有这一项，现行法律也没有条文规定该由谁来管，于是统统推给了政府。太多的石狮子、莫明其妙的雕塑与建筑毫无关连，像肆无忌惮的广告一样造成建筑的视觉污染。在国人的眼里，现在开始了环保的概念，却还不具备环境艺术的概念。
建筑群不成整体个个想出风头
今天中国的建筑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型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
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６８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钢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过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层的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其“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假古董泛滥
如果没有对文物建筑的科学复原重修，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光塔，辽宁朝阳北塔，河北赵州桥等古迹。
但是，各地仿古建筑的大兴土木，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恶习。过多过滥过于重复的世界公园、民族园、老北京、三国城、水浒城之类的东西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在现代超高层建筑上加几个古典亭子，在不伦不类的大拱券高楼上加个城门楼，在现代城市主干道上新建成批的大屋顶楼房，这类复古风也是对中国建筑传统的一种误解和滥用。
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的景点建了千处以上，西游记迷宫就盖了４０余座。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７５０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只有１．３亿元。
萧伯纳曾说：人类文化，一半为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假古董”对当前城市的伤害也是如此。那些为利所驱的建筑赝品因粗制滥造，大多数都门庭冷落、入不敷出，损失的却是国家的投资和土地。
极尽奢华，不尽人情
开发商们建造了一大批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密不透风混凝土森林的“都市广场”。建市民广场，种草不种树这种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则是各地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政绩容易看见。有时建筑师也推波助澜，大手大脚地花钱堆砌，早已没有了“浪费就是犯罪”的观念。建筑的亲和力荡然无存，只令人感觉其高贵威严而无法接近。
公共建筑片面追求窗口的意义，造成了不顾国情、盲目攀比、追求豪华气派的风气。玻璃幕墙、塑铝板、磨光花岗石等材料铺天盖地，进口材料设备设施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并没有做到有建筑处必有标志、有台阶处必有坡道、有厕所处必有手纸。建筑师们忙于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却无暇更多地关心人的实际需求。
无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的建筑密度太高，导致的极窄间距则又是一番尴尬景象。房间里面溜溜光，楼宇间距却无法形成良好的通风采光防火。噪声相互干扰，造成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视野不开阔。空间不能充分绿化，也使家庭生活的隐私不保。
“看上去面光光，住进去心慌慌”，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城市和建筑所能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二十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福州三坊开巷被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定海老街区被拆。
旧城改造的另一个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拆”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靶心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过早被拆除的同时，危房众多的棚户区又被认为住户过多，改建效益低而长期保留了下来。
标志性建筑模糊不清
北京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上海有外滩和东方明珠，香港有中银大厦和香港会展中心。同时，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的城市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热中的一大误区。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是向外界标志城市独特存在价值的商标和载体，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还有设计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手。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伟来定，难怪人们称之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繁华都市。
疯狂克隆
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出的像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国银行大厦、紫金山体育场这样具有“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说：“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我希望能尽量帮助他们找到新方式……那将是一种能被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以多种途径加以再现的方式。我认为那是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风格的唯一手段。这就是中国建筑复兴的开端过程。”
当我们称道希腊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纤巧华丽、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故宫天坛的博大辉煌时，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什么东西呢？
盲目国际化
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金融街一度被称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现在人们意识到各类“现代”建筑正在把这个文化的北京淹没在城市轮廓线以下。
轰动一时的珠海西区开发曾托举着珠海的大梦想。《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９—２０２０）专题报告》却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七分之一，珠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为原设计能力的１０．８％，需投资２００亿元资金建设的伶仃洋大厦搁浅。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成百上千万市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花了３０年时间建了５座新城才移出７５万人，以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汉城花了７年时间才使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４％。
有环境没艺术
专家指出，景观设计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除台湾外，在建筑、园林类大学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目录于１９９７年被全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年来新开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原来的八倍多。许多建筑系的教师忙于弃教从业，更培养出只视建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事实上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来完成。
新的建设高潮在有限的旧城区内无休止地要面积，欲望的扩张和对金钱的渴望窒息了建筑艺术。一些开发商只管盖房子，大门口以外的环境无人投资，建筑程序上没有这一项，现行法律也没有条文规定该由谁来管，于是统统推给了政府。太多的石狮子、莫明其妙的雕塑与建筑毫无关连，像肆无忌惮的广告一样造成建筑的视觉污染。在国人的眼里，现在开始了环保的概念，却还不具备环境艺术的概念。
建筑群不成整体个个想出风头
今天中国的建筑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型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
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６８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钢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过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层的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其“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假古董泛滥
如果没有对文物建筑的科学复原重修，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光塔，辽宁朝阳北塔，河北赵州桥等古迹。
但是，各地仿古建筑的大兴土木，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恶习。过多过滥过于重复的世界公园、民族园、老北京、三国城、水浒城之类的东西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在现代超高层建筑上加几个古典亭子，在不伦不类的大拱券高楼上加个城门楼，在现代城市主干道上新建成批的大屋顶楼房，这类复古风也是对中国建筑传统的一种误解和滥用。
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的景点建了千处以上，西游记迷宫就盖了４０余座。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７５０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只有１．３亿元。
萧伯纳曾说：人类文化，一半为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假古董”对当前城市的伤害也是如此。那些为利所驱的建筑赝品因粗制滥造，大多数都门庭冷落、入不敷出，损失的却是国家的投资和土地。
极尽奢华，不尽人情
开发商们建造了一大批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密不透风混凝土森林的“都市广场”。建市民广场，种草不种树这种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则是各地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政绩容易看见。有时建筑师也推波助澜，大手大脚地花钱堆砌，早已没有了“浪费就是犯罪”的观念。建筑的亲和力荡然无存，只令人感觉其高贵威严而无法接近。
公共建筑片面追求窗口的意义，造成了不顾国情、盲目攀比、追求豪华气派的风气。玻璃幕墙、塑铝板、磨光花岗石等材料铺天盖地，进口材料设备设施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并没有做到有建筑处必有标志、有台阶处必有坡道、有厕所处必有手纸。建筑师们忙于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却无暇更多地关心人的实际需求。
无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的建筑密度太高，导致的极窄间距则又是一番尴尬景象。房间里面溜溜光，楼宇间距却无法形成良好的通风采光防火。噪声相互干扰，造成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视野不开阔。空间不能充分绿化，也使家庭生活的隐私不保。
“看上去面光光，住进去心慌慌”，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城市和建筑所能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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